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大运河历史文化资源十分丰富。在许多个历史时期都开挖了运河，大运河遗产之多不可胜数。毫无疑问，中国古代开掘距离最长、规模最大、影响最著的是隋唐运河与京杭运河等，但从开发最早、延续时间最长的层面上说，还不是这两条运河。
中国古代开发最早的大运河
中国古代最早的运河在哪里？一般认为是在古代河流水系比较发达的长江、淮河下游，即称作“江淮”的地区。考古挖掘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杭州水田畈、吴兴钱山漾、江苏武进县等多地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有舟筏的木桨出土，测定分别有7000年、6000年、5000年以上的历史了。说明早在原始社会晚期，长江下游一带的先人们，就将舟筏用于内河运输了，至少在夏代就有了制造木板船的能力。
前人经典文献曾说：“四海之内，南资舟而北资车”。据中国最古老的文献《禹贡》所记，早在古代的淮海、扬州地区，进贡的船只就可以“沿于江（长江）海（黄海），达于淮、泗”，说明“泗淮”或“淮泗”在夏禹时就已成为连通南北的运道。
在春秋战国时期，处于江淮地区的楚、吴、越三国，最早将舟船用于作战，把水路作为军运和作战的重要条件。楚国称雄诸侯，就多赖其水路优势。
在春秋《左传》与宋代《文献通考》中，都有关于楚国以水路作战的记载，曰：“用舟师自（楚）康王始”。如“楚师伐齐”（前634年），“楚子为舟师以伐吴”（前549年），“楚子为舟师以伐濮”（前523年），“楚子为舟师以略吴疆”（前518年）等。其中多次战争都利用了淮泗水道。这大大深刻影响了各诸侯国开发河渠的行动，如魏国开挖了鸿沟（前361年），秦国开挖了郑国渠（前246）、灵渠（前214年），齐国开“齐渠”，晋国大夫窦犨开狼孟（今阳曲黄寨）渠等。
从明确的文字记载上，中国开凿最早的人工运河，是春秋末期吴王夫差开挖的邗沟。《左传》载：哀公九年（前486年）“吴城邗，沟通江淮”。邗沟将长江与淮河两条水系连通在一起，长约150公里。这就意味着长江与泗淮也连通在一起，因为泗淮水道自古以来就是连通的。从而，疏通了一条从长江至齐鲁南北上千里的运河，其工程意义十分重大。有观点称邗沟、淮河、泗水运道“才是中国大运河漕运的最初起源，是运河文化的最初发源地”，是很有道理的。
在邗沟、泗淮运道中，所利用的最长的河段是泗河。它自今济宁之南的鲁桥直通到淮河，长约400公。泗河，古称泗水，是发源于鲁中丘陵泗水县陪尾山，又汇集了沿线近百道泉水而形成的一条河，向西流经鲁县（曲阜），至瑕丘（兖州）屈向南流，又经高平县（邹县）西、湖陵（鱼台县）、沛县东、徐州北、下邳、宿迁西、泗阳，至淮阴入淮河等。泗河过鲁桥后，又汇合了沿线的洸水、白马河、沙、薛薜、菏水等河，水量十分充足。这是自古以来齐鲁先民南达江淮的水路要道。
吴王夫差开挖邗沟的目的和实质，在于向北连通齐鲁，征伐齐国。事实是在邗沟挖通的第二、第三年，吴王夫差就先后两次发动了伐齐战争，都是利用的淮泗作为北上运粮或运兵的水道。先是于周敬王三十五年（前485年），夫差命大将徐承“率舟师”自海上伐齐，以淮泗作为运粮之道。次年夫差又亲率水陆大军，联合鲁、邾、郯军进攻齐国。从水陆两路由江入淮，再由淮入泗，借道鲁国曲阜再沿汶河向东至艾陵（今莱芜东北）与齐国交战，史称“艾陵之战”。吴国进军的这条路线，被称为“吴攻齐水道”。
“艾陵之战”后，吴王夫差为谋取中原霸主之位，于周敬王三十八年（公元前482年)，又胁晋、鲁、周缔结“黄池（今河南省封丘县西南）会盟”。为此，夫差率军沿水路北上，由淮入泗，至湖陆县（又名湖陵县，址于今鱼台县）再由泗水向西转入南梁水（又名涓涓水），沿南梁水通济水，达于黄池。据《水经注》考证说：这个水路“谓是吴王所道之渎也”，完全显示出吴国水路上的优势。
在一些文章和词条中，把菏水说成是春秋末年吴王夫差所开，说“菏水就是吴王夫差在商鲁之间所掘的沟”“是连接泗水和济水之间的人工水道”等，此说是错误的。菏水是济水的一条支流，是早在古代就存在的一条自然河流，如《禹贡》中就记载：“导菏水，被孟潴”，而绝不可能是春秋末年吴王夫差所开的人工运河。《春秋》言： 哀公十三年（前482）“公会晋侯及吴子于黄池”。《国语·吴语》言：吴王夫差“起师北征。阙为深沟，通于商、鲁之间，北属之沂，西属之济，以会晋公午于黄池”。这里并未说夫差赴黄池会盟是沿的菏水路线，更不能把他所掘的这条“通于商、鲁之间，北属之沂，西属之济的“深沟”看成就是菏水。而据《水经注》所考，吴王夫差会盟行军的路线是沿泗水至湖陆县（今鱼台县）转入梁水，根本不是经过菏水。梁水、菏水虽然都通济水，但菏水在湖陆县北，梁水在湖陆县南，二水根本不是同一条水。黄池在今河南省封丘县西南济水与黄沟交汇处，更接近于《国语》言“商（宋）、鲁之间”。夫差赴黄池不可能绕远到北部的菏水，只可能是经梁水。即使梁水也并非夫差所掘，正如《水经注》明确说：“谓是水为昊王所掘，非也”“不通情理矣”。
秦统一中国之后迄汉代，泗淮水路作为军事要道的地位更加体现出来。从秦始皇修东南驰道、秦末刘邦起事、项羽北上攻秦，刘项彭城（今徐州市）大战，到汉末刘备与袁术争夺徐州、吕布占领徐州、曹操攻打吕布等许多重大战事，无不取道于泗水。
汉朝建立后，京师和关中地区所需粮食及物资，很多要依赖于山东和江淮一带。为此疏通了古汴渠运道。从今河南省开封城西北，上承蒗荡渠（古之鸿沟），向东南流经陈留、杞县东、宁陵县北、商丘、虞城县西南、安徽省砀山县与萧县，至彭城北部汇入泗河，向南通淮河，向北通齐鲁。自此泗淮成为重要的漕粮运道。据资料说，这条运道每年仅运供京师的粮食：西汉初期达十万石，汉武帝时期增加到400万石，最多时达600万石。
三国时期，由于孙吴政权占据江淮、东南一带，与中原曹魏形成分割局面，汴泗漕运基本停止，但泗淮、汴泗水路仍是贯通的。后来，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令大将王濬率舟师伐东吴，灭吴后王濬班师还都的路线，就是从长江入淮河，由泗河入汴河等。“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溯河而上，振旅还都”。由于孙吴的灭亡，结束了“三国”最后一个割据政权，中国历史进入南北统一的西晋时期。
东晋南北朝时期的泗淮运道
西晋经过一个短期的统一之后，出现了“八王之乱”的局面。这时北方几个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建立了多个政权，迫使晋朝贵族南迁于建康（南京），又形成新的政治中心，这就是东晋。东晋的建立促进了江淮和东南地区的经济、文化繁荣发展，与北方诸国形成分争的局面。这时的泗淮水路成为南北战争的要道。
原来泗河向北通航只至任城之南的鲁桥，东晋时由于军事上的需要，又向北延长开发了两条运道：
一条是从鲁桥向北沿洸水通汶水，再沿汶水西行通济水。晋永和十二年（356年），晋穆帝大将荀羡征讨燕将慕容兰，自徐州引军溯泗水至鲁桥，因泗水至此向北不通舟船，军需船队无法通过，于是就从宁阳引汶水入洸水，从而疏通了由泗河经洸河、汶河、济水至东阿约150公里的运道。曰：“燕将慕容兰以数万众屯汴城（今聊城西），甚为边害。羡自洸水引汶，通渠，至于东阿，以征之，临阵斩兰”。
另一条是从泗河塌场口（今台县谷亭镇北）附近，向北开挖的“桓公沟”。东晋太和四年（369年），大司马桓温北伐燕，率军“过淮泗，践北境”，溯泗水至金乡，还攻取了湖陆县（又名湖陵县，今属鱼台县）。因天旱军船不能继续前进，遂命军民自塌场口至巨野泽开挖150余公里运渠，称为“桓公沟”，通济水，使大军达于黄河。
《读史方舆纪要·兖州府下》言：“沟在济宁州西四十里萌山下。晋太和中，桓温伐燕，遣冠军将军毛虎生凿巨野通济水，道出此，南入鱼台县界”。
由于这两条运道的开发，将泗淮运道向北、向西各延长了150公里，与济水连通起来，从而使运道向西到达中原，向北到达济南，具有重大军事和经济意义，直接推动了东晋的北伐战争。
东晋义熙十二年（416年），宋督刘裕率军伐秦，自领军由淮、泗经桓公沟入济水，攻洛阳。刘裕数次北伐，先后灭南燕，亡后秦，破北魏，收复山东、河南、关中等地，光复洛阳、长安两都，多以淮泗济为进军线路。
南朝宋元嘉七年（430年），宋以大将到彦之率兵伐北魏，沿水路由淮河入泗河，由泗河转入济水，至须昌（今东平县西北）又向北到达黄河，沿黄河攻魏碻磝（今茌平县东南）、滑台（今华县东）、虎牢（荥阳市汜水镇）、金墉（今洛阳），但先取后失，被迫南归。
南朝宋元嘉八年（431年），宋廷又命名将檀道济为都督，再次率军北伐魏。仍沿水路由淮入泗，由泗转入济水，到达东平、寿张县。在济水上与魏军连战二十余日，前后交战数十次。
同样，后来北魏攻取南宋，也是利用这一水路。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魏主自率兵攻南宋，沿泗河南下攻彭城，未克，则一直进军到瓜州（今江苏六合东南）。北魏献文帝天安元年、二年（466、467年），因宋徐州刺史薛安都降魏乞援，魏遣尉元等率万骑出东道据彭城。魏宋在徐州南北泗淮沿线展开争夺战，战事进行了三年，魏获大胜，南宋淮北青、徐、冀、兖四州（南迁州）及下邳、宿豫（今宿迁东南）、淮阳（今清江市）以及豫州淮西的汝南、新蔡、南顿、颍川诸郡等皆为魏所有。
隋唐时期的泗淮运道
隋朝统一中国后，自炀帝起迁都于洛阳。为了加强南北的统治，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始先后开挖了通济渠、永济渠，以洛阳为中心，建造了一条北至涿郡、南通江淮和杭州的大运河。通济渠上承原汴河，自杞县西分出一支折向东南，经商丘、永城、宿县、灵璧，至盱眙北直接入淮河。这条新开的河道，称新汴河、即南汴河。唐代对通济渠、永济渠又进行了疏通，并改通济渠为“广济渠”，继续延用，历史上统称其为“隋唐运河”。
隋唐汴河不再经过徐州、宿迁，泗汴不再直接连通，但泗淮之间的运道仍是贯通的。如隋大业十四年（618年），隋炀帝禁卫军首领宇文化及等在杨州江都行宫发动兵变，将隋炀帝缢杀。之后宇文化及拥官兵宫人10余万众西归，在江都夺得船只，就是取淮泗水道至彭城的，然后又转车西行等。
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年），徐州经略史尉迟敬德为向北地幽州运输粮饷，经过山东也是沿用的泗水运道，为此还对徐邳至任城段运道进行了疏浚，并在任城洸河上修建了会源闸，就是历史见证。
据历史文献，济宁漕渠以及会源闸都建于唐代。如：明郑与侨《济宁张家桥筑堤建庙碑记》言：“漕渠穿于唐，武德间尉迟恭镇卢龙时运道也。其在济境者，惟泉是赖”。明万恭《治水筌蹄》言：“济宁今天井闸尉迟建也”。清《运河纪略》载：“闸南雁翅底有古井一，相传唐时尉迟敬德所创”。《济宁直隶州志》：“旧说唐武德中，尉迟恭镇卢龙穿渠于济以通漕，故闸底尚有武德七年（624年）尉迟敬德建石刻”。
另外，江苏省邳州市亦有关于唐代武德年间徐州经略史尉迟敬德凿徐州吕梁二洪亦即“百步洪” 通漕的记载和传说。如元赵孟頫《吕梁洪关（羽）尉（迟恭）庙碑记》、元傅汝砺《徐州洪神庙碑记》等，都有关于敬德开渠之功的祭祀文字。徐吕二洪系泗河徐州以东的一个河段，唐敬德的通漕与济宁的记载、传说完全一致，可互相印证，当为同一次开渠工程。《方舆纪要》卷29言：徐州百步洪“泗水所经也。水中若有限石，悬流迅急，乱石激涛，凡数里始静，一名徐州洪。……俗传唐尉迟敬德经略徐州，凿徐州、吕梁二洪，以通水道”。
唐懿宗咸通九年（868年），庞勋戎边兵发乱，攻下宿州、徐州，并占领了其周边地带。朝廷调遗官兵南北围剿，其中有四千余官兵驻扎于泗河古镇鲁桥，以待沿泗河增援徐州。
尤其是在唐代，由于社会稳定，经济文化发展，泗河运道在官民往来和南北贸易旅游中，发挥了更显著的作用，河中商旅舟帆不断。这在唐代的许多著名诗句中都反映出来，如白居易《长相思》：“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薛能《清河泛舟》：“绕郭烟波浮泗水，一船丝竹载凉州”；刘长卿《晚泊留侯城》：“进帆东风便，转岸山前来。楚水澹相引，沙鸥闻不猜”，诗中的“山”即微山,“楚水”指淮水等等。这都反映出当时泗淮运道上的繁盛优美景象。
唐代后期，由于黄河的泛滥，汴河逐渐淤废。五代时的后周占据中原和山东广大地区，定都于汴京开封。周世宗为谋取攻伐江淮地区的南唐，命疏浚泗汴运道。于显德二年（959年）“命武宁节度使武行德发民夫，因汴水故堤疏导之，东至泗上”。周军沿汴泗水路南进，大败南唐，获战舰九十余艘。至此，江、淮、河、汴运道复通。清同治年《徐州府志》载：“由淮入泗，由泗入汴者，此五代末之运道也”。同时世宗于显德四年（957年）、六年（959年）又命于开封之北疏浚五丈河，引汴水东流，至定陶入济水，再向北过曹、济、梁山泊，以通青郓之路（指山东）。“由是齐鲁舟楫皆达于大梁”。《兖州府志》载：“五代显德四年疏五丈河，由汴达于曹、济以通青郓之漕”，周世宗疏浚运河的功绩不可磨灭。
宋金时期的泗淮运道
宋代完全承继了五代时后周的成就，把汴河作为京都通江淮各路的一条重要国脉。《宋史·河渠志》言：“宋都大梁，以孟州河阴县南为汴首受黄河之口，属于淮、泗”，《徐州府志》载：“自宿、邳西溯泗流，经彭城又西接萧砀入归德（商丘）界，此宋至道前及熙宁间（公元1068至1077年间）之运道也”，同时又疏浚五丈渠，并改名为广济渠。《兖州府志》载：“宋太祖建隆二年亦浚五丈渠，北历曹济及郓以通京东之漕”。每年泗汴运道运江淮漕米高达七百万石（宋制92.5斤为担，据考每斤约合今1.28市斤），广济渠岁供山东漕米六十二万石。
北宋仁宗庆历中（公元1045年前后），还对北部泗河运道进行了疏浚。据《淮系年表》记载：“浚任城、金乡之大义河，徐、沛之清河（泗水）以通漕”。从宋代大文豪苏轼任徐州太守时写下的诗句中可看出当时泗河通航情况：“回首彭城，清泗与淮通”“东流入淮泗,送我东南行”等，莫不是一条水清船顺，令人心旷神怡的运道。
在北宋后期，由于黄河决口屡泛京东地区，汴河和广济渠不再畅通，“运河浅涩”益甚。尤其是在建炎二年（1128年），黄河从滑州改道东南流，经开封北夺汴河旧道，至徐州以北又夺泗河，泗黄合流向南入淮河，并入海。这时汴河即完全消失了。但泗淮运道却仍然存在。
在金朝时期，金人与南宋对峙于淮河南北，为了战争的需要，再次疏浚了汶水入洸水，并向南通泗准。在南宋高宗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韦太后自金邦南归，仍乘座的泗河船只，“自东平舟行由清河（泗水）至楚州（淮安）”，说明在当时黄河侵占运道、宋金交战的情况下，泗运道仍还保持南北贯通。
南宋后期，北方蒙古国灭掉了金朝，为了进一步南进灭宋，从山东输送军需物资以支援淮北的战争，蒙古献宗七年（1257年） ，再次疏通了汶泗运道。为此奉符（今泰安）人毕辅国在宁阳堽城筑坝，遏汶水南流入洸河，至任城合泗水（ 河）南流，“益泗漕以饷宿蕲戍边之众，且溉济兖间田”，即疏通了由汶河经宁阳、任城循洸河南通泗淮的运道。后来南宋末年的祥兴二年（1279），兵败被俘的爱国名将文天祥，被蒙军押解北上去大都，过长江后经过淮安、邳州、徐州、鱼台、济宁、宁阳、东平、东阿，这一路乘的都是运河船只。沿途写下不少诗篇，其中在东阿写的是《发东阿》一首：“东原深处所，时或见人烟。……多少飞樯过，噫吁是北船”，描绘了一幅河上的情景。由此始转陆路向北，说明当时泗淮运道经汶水向北，仍然通达到大清河上的东阿。
泗淮运道与京杭大运河
元世祖统一中国后定都大都（北京），但在经济上却依赖于较为繁荣的江淮、东南和湖广等。“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因此于至元十三年（1276年）御决“穿济州漕渠”，并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京杭大运河贯通。
元运河开通，两边都是利用的自然河流和旧渠道，只有中间山东济宁至临清是人工开挖，名叫会通河。从济宁向南是利用的洸河，向南至鲁桥接泗河。由此向南至徐州入黄河，经邳、宿等至淮阴入淮河，由淮河至扬州入长江，过江进而到达杭州等，开通了一条连通北京与杭州南北1750公里的大运河，堪称世界水利史上一项最伟大的工程。其任城向南至淮安400公里，正是利用的原来的泗淮运道，而且也是水源较充沛，航道较稳定的一段运道，对于京杭大运河的贯通起了重大作用。
从元代到明代，泗河段京杭大运河流径没有发生变化，包括在元末明初，由于被黄河淤废京杭运河而间断的五十多年中，从济宁向南的泗运道仍还继续通航。漕运虽断，但地区间的商旅航行却没有断，尤其是在洪武元年（1368年）河决曹州双河口时，大将徐达北征，又自鱼台塌场口向北开挖牛头河，经济宁西的耐劳坡（今安居镇）、南旺、郓城东至双河口，引黄河水入泗通运，大体是古代桓公沟的流径。同时又从郓城向北引黄开宋金河，经梁山西、戴家庙（今属东平县）向北入大清河。1956年，梁山县西北贾庄出土明代军船，据专家考证是明初洪武年间的事故，其址与宋金河位置和年代相符，说明当时淮泗运道从鱼台向北经牛头河、宋金河可以到达大清河。这段运道通行时间不久，即被黄河淤废，到明永乐九年（1411年），新的京杭运河又重新贯通。
明代泗淮运道安全运行了一百多年，但到嘉靖年间，它的厄运却逐渐到来，其肇因正是出自黄河。
从历史上看，黄河从来是一条游荡无束、河水涨落不定、决口泛滥频繁、泥沙淤积严重的一条河。其在一处待久，必然使河床抬高，水浅滩多，自寻决口改道。由这一特性所决定，黄河并不适于航运。任何不同的水系与黄河发生连通，必将最终被其淤没。历史上许多著名的河流，如济水、菏水、瓠子、灉河、濮水、洛水、漯水、沮水、大小清河等，无不被黄河所淤没；而许多运河，如鸿沟、通济渠、汴河、广济河、五丈河、宋金河、小盐河等，也是通航不久即被黄河所淤废。
自明嘉靖年间，徐州上下段黄河决口泛滥逐渐频繁，黃水向北淹漫沛县、鱼台运道，向南冲漫吕梁二洪和邳州。运道淤积越来越长，漕舟阻塞越来越严重。成为当时漕运的一个最大患险段。经过明廷数十年的纠结、论争，终于决计将运河改道东移。首先开挖了南阳新渠和李家口河新道，后来又开挖了泇运河，原泗河水自南阳以下注入新渠道，运河完全摆脱了黄河。这意味着自南阳经徐州至邳州直河口的泗河完全消失。
清初，邳州以下黄河也不适于航运，因此于康熙年间又先后开新河和中运河等，使运河于淮安直接入淮，完全离开了黄河。自此鲁南至淮安的泗运道全程消失，其河道完全被黄河所独占。
泗淮运道从古代迄明代，曾存在了数千年之久，其间基本上没有间断，是历史上绵续时间最长的一条运河。与隋唐运河、京航杭运河那种由皇朝专营的漕粮运道不同，泗淮运道更多的是运用于战争和地区之间、民间商旅来往，因此在历史上被记载不多。但由于历久绵长，与居民生产生活结合紧密，因此对社会文明发展，尤其是对鲁南和江淮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繁荣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在数千年历史上，泗淮运道见证了多少战争风云、兵家争雄、王朝兴灭；泗淮沿线形成了许多繁荣盛地和闻名古城镇，如扬州、淮安、泗州、宿迁、邳州、徐州、留城、湖陵、南阳、鲁桥、济宁等，无不衍生于这条水路要道，并留下了历史的见证。尤其是徐州，在历史上之所以成为一个军事重镇，与它居于南北水路要道是分不开的：南由泗河通江淮，西接汴河连两京（汴梁、洛阳），北溯泗河达齐鲁等。
泗淮运道是古代华东地区文明发展的一个印记，沉积有古代舟船史、航运史、水利史、水路作战史、捕捞史等丰厚的文化资源，值得我们去发掘探索。
①泗河今照
②泗淮运道示图
③晋代以后泗淮运道的北延——洸汶济运道和桓公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