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新峰 齐高龙

党的二十大报告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同心同德，埋头苦干、奋勇前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同心同德”一词富含深厚的政德文化基因。对其深入探究，有助于推动“两创”和“两个结合”向纵深领域发展。“同心同德”蕴含的“政德”文化基因主要可概括为以下方面：

其一，“盛德大业”和“敬慎厥德”。相当于盘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盛德”强调的乃是能够“变通体化，合变其德，日日增新”，“大业”则强调的乃是“广大悉备，万事富有”。“敬慎”与“厥德”所注重的乃是培育生民勤劳节俭、审慎安人、明德抑畏、修谨笃行的优秀品格及“承天之命，克己尽终的历史使命感”。正如《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所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而张载则进一步地将百姓“富有”（物质层面）提升至“精神境界”，即“富有者，大而无外也”，相当于今天所强调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有机统一。简言之，特定族群特定时段之神圣品质（“盛德”）构成其政治事功（“大业”）的基础，该族群后裔理当不弃不离、永葆初心地宗奉祖考之“德”，以期基业长青（“敬慎厥德”从而实现“可大可久”）。在此意义上，当可理解为何会有“德者得也”的古训。

其二，“为政以德”和“敬德尚德”。什么是“为政以德”？进言之，应如是行仁政，发挥“生生之大德”，“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及“譬如北辰”的政治意象。比如，在敌大我小背景之下，“‘小邦周’发展出族群对等的观念，他们对于早期就存在于中原地带的古姓，采取相当宽容与平等的心态（即所谓‘敬德’，尊重他群之‘德’），此一心态以及在封建过程中同时采用姬姓与他姓的贵族，造就了后来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观念。”“从边缘到中心”的“小邦周”，在击败“大邑商”的震荡之下，甚至一度采行建立“周殷命运共同体”的政治方略。”西周封建的目的，一言以蔽之，就是“尚德”，若将宗法结构上下层关系比作“根干”之于“枝叶”，西周以来的宗法体系的边缘、末梢就是“九族”，而“封建”的政治意图自然包括了增进团结、抟聚“九族”。延展到当代社会，就是要“明大德”（“四个意识”“两个维护”），“守公德”（“宗旨理念”），“严私德”（“慎独律己”）。

其三，“明德慎罚”和“存亡续绝”。“刑/罚”与“德”实际上具有“内外有别”的族群适用性，“德”在同族之间适用，“刑”对外族之人适用，至周之后才进一步产生更具广涵性的伦理性“道与德”的概念。亦如《左传》尝言：“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值得重视的是，“明德”的对象不仅是周人，也是包括殷遗民在内的中心地带即“区夏”之人，“慎罚”则强调既不失之于宽也不失之于苛的 “中刑”，其对象起初主要是指殷遗民，具有某种将反抗势力予以“分化”的政治考量。同样值得重视的，还有周初政治家们“存亡续绝”的“德政”。非但对尚存极强政治军事实力或潜力的殷遗民行此“封建”之策，周政权还广封先代之后（亦即此前曾享有“共主”地位之部族的后裔），此所谓 “治绝世，举废国”，“存危国，继绝世”，“兴毁宗，立无后”。而“作为封建制一部分的”“存亡续绝”政治法则的功效，当属《论语》所言的：“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可被视为基于政治人道主义的“国”（政治——军事概念）与“族”（文化——宗教概念）之间的适度分离，亦构成传统中国国家世俗理性早启的重要环节。 （作者①系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副所长、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济宁干部政德教育学院尼山学者，作者②系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