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钊

明清时期是中国城市变革重要的转折期，作为沟通南北的交通枢纽和商贸要冲，济宁地区的商业化、城市化，受大运河修筑和使用的影响巨大，其兴衰起落犹如一面镜子，可一窥明清城市的浮沉、地方精英的命运、社会政治形态的变迁等历史侧影。

孙竞昊的《经营地方：明清时期济宁的士绅和社会》，深入考察了明清时期北方运河城市济宁的地方社会形态，以作为传统社会精英的地方士绅为主要研究对象，剖析济宁士绅在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积极作为，及其在与国家权力的复杂互动中，塑造的济宁地方社会独特的性格和城市的特质。

每一座城市都有独特的发展历史，在历史进程中形成不同的内在精神和文化形象，沿着历史溯源追流，不仅可以丰富对历史认知的深度，也能建立面向未来的历史认识。

有别于以往的明清城市史研究主要集中于经济和文化发达、士绅社会更为强大的南方地区，《经营地方：明清时期济宁的士绅和社会》一书，将研究视野扩展到因大运河兴起而繁荣的济宁。

书中既有江南与济宁不同区域的横向对比，也有与同为运河城市临清等的平行比较；既有推动济宁商业发展和城市建设的外在因素，也有济宁精英阶层塑造城市性格和特质的内在驱动，呈现出与江南地区不同的城市化路径，以及北方城市变革的复杂性和特殊性。

回归历史现场，大运河的贯通，提高了济宁地区的政治地位，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使济宁地区的发展达到了鼎盛。这种发展不仅来源于外力，如国家对运河的治理与重视、外来商贾的汇聚、南北文化在此交融等，也离不开济宁本土精英和非精英阶层的推动。

比如作者所指出的，大运河贸易的兴盛，为当地士绅家族积累财富奠定了基础，基于此而崛起的士绅，通过城市空间的塑造、城市风气的引导、对政治文化军事等事务的积极参与等方式，逐渐形塑出济宁独特的城市特性与地方认同。

当然，历史总是复杂的，社会政治文化地位得以提升的士绅，他们形塑城市的过程，也可以被视为争夺地区话语权力的过程。此外，该时期城镇结构也发生变化，富商逐渐成为非士绅精英的重要部分，不仅刺激士绅精英本身的兴趣和性格，也为推动济宁城市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每一个个体的命运，每一座城市的浮沉，都与其所处的时代紧密联系、不可分隔。如作者所言，一旦运河设施的败落、灾荒与战乱频起时，高度依赖于运河的城市，便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即便“济宁的境遇要好于大多数北方沿运地区”，没有完全没落，也不免陷入发展急剧衰退的困境；而且，随着外来商业势力的离去，传统漕运的中断，清朝中央集权的式微，东部沿海以西方因素为导引的工商业的崛起和扩张，国家对济宁等运河城市的重视程度也随之下降。

与此同时，济宁士绅精英重复着“既依靠帝制国家权力，又在其萎缩和败落时壮大，复在其秩序恢复正常后归于沉寂”的命运。

从清朝末期到民国前期，济宁精英和民众着力重塑自己的城市，“不失时机地抓住沿海袭来的新趋向，选择了一个中和的现代化方式”，在“欢迎工业化和现代制度化教育，但也尽可能保持地方和中国本土文化传统”，而不是“像通商口岸城市那样激烈西化”，避免了在转变过程中倒向传统或者现代化的极端。

城市和人生一样，都是需要经营的。《经营地方：明清时期济宁的士绅和社会》，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的转变过程，也能让我们从历史这面镜子中照见过去，连接未来。

《经营地方：明清时期济宁的士绅和社会》 孙竞昊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