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霞

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儒家思想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宝藏，凝聚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儒家文化历史上曾被成功运用于商业领域，形成了独特的儒商精神，成为历代儒商兴业安邦、情系家国的共同精神家园。

儒学从“周（公）孔（子）之政”到“孔孟之道”，向人们呈现的多为治国理政思想。儒家经典《大学》中说：“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又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从某种层面看，大学之道即大商之道。

“儒商”一词最早出现于清康熙年间（1671年-1687年）杜浚的《汪时甫家传》中，与儒商同义的“儒贾”则出现在嘉靖年间。汪道昆所撰《范长君传》和《程长公墓表》等商人传记中大量出现“与其为贾儒，宁为儒贾”和“第为儒贾，毋为贾儒”等表述。对“儒商”概念出现的时期有明代中晚期说、明清之际说、明清时期说，但在学界基本上认可明代中晚期说。明清理学的发展，使意识形态领域日趋活跃，商品经济不断繁荣，大量士人秉持儒家思想进入商界，从事经商事贾，儒商逐渐成为社会的重要阶层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儒商是具有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底蕴，按照儒家精神和儒家价值观从事商品经济活动的主体，他们既有儒家风范，能够正确处理义利关系，关爱亲友、孤弱，热心乡里和社会公益之事，又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和兴业使命，能做到儒行与贾业的统一和良性互动，具有厚重文化底蕴的工商业者。

春秋战国时期商人群体不断壮大，主要来自贵族、士人和部分农民，其中，一些商人受儒家道德价值的影响而形成了职业伦理观，他们用儒家思想指导商业经营，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儒商，出现了子贡为代表的运用儒家思想经商事贾的商人群体，儒商精神也随之出现。子贡之所以被后世称为“儒商始祖”，就是因为他将儒家思想中的“儒”与经商致富相融合，并且运用此道在经商路上取得了成功，从而真正展现了商与儒道的合二为一。儒家仁爱、诚信、义利等观念形成了一套规范人与社会的仁义道德，为商业经营活动提供了伦理准则，随着这一时期儒商阶层的初步形成，逐渐成为商界的主流文化，并成为后世儒商精神的源头活水，濡染着中国人的生命底色，塑造着悠久的中华商业文明，锻造着传统与现代儒商的心性品格。

秦汉至隋唐时期统治者多采取严厉的重农抑商政策，商人成为“四民”中最低贱的阶层。由于东汉以后儒家独尊地位受到佛教、道教的冲击，儒商发展基本上陷入停滞状态。宋代统治者取消了重农抑商政策，采取了较低的商税、商人自由经商、土地自由买卖等利于商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取消了汉唐时期对商人着衣和乘座车马的歧视性规定，使商业发展获得了新生，儒商文化渐渐复兴。两宋大批学者为儒学复兴不懈努力，形成了儒学新的形态——程朱理学，集大成者朱熹以天理和人欲之辨为核心，对儒家的义利观和诚信观等进行阐发，为儒商精神提供了理论依据，也成为儒商精神在宋代复兴的思想基础。

明清时期，人口数量迅速增长，商品经济逐步繁荣，大量商品源源不断地投入市场，商品流通的范围与规模日益扩大，商品经济空前繁荣，极大促进了国内长途贸易的发展，形成了以长江中下游、东南沿海、运河沿岸等地区为中心辐射全国的区域商品市场。出现了徽商、晋商、粤商、宁绍商、洞庭商、陕西商、龙游商、江右商、泉漳商、临清商等十大区域性“商帮”。宋明理学结合社会发展实际，对儒学作了新解释，以儒学阐释商业伦理的商人越来越多，宋明理学为明清商人提供了职业伦理观和价值观。为明清儒商伦理建构提供了理论基础支撑，使儒商精神得到丰富发展逐渐成为商业文化的主流。

儒商精神包含着以人为本、仁者爱人的伦理观，以义取利、义以生财的价值观，尚中贵和、合作共赢的经营观，通权达变、革故鼎新的发展观和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的道德观，根本上是指儒商所躬行的仁、义、礼、智、信。儒商精神是儒商文化系统中最深刻、最本质、最内在的核心，是儒商道德规范、伦理情操、气度风范、社会责任的有机统一。自古以来，中国历史上的很多商人把做一个具有儒家精神的商人作为职业理想。坚持把功利追求和自身人格完善、个人发展与社会责任、儒商精神与企业管理、创造精神与创新意识有机结合起来，为我们生动地展现了丰富多彩的儒商精神。

进入新时代，许多优秀的企业家大力弘扬源远流长的儒商精神，运用儒家经世致用的经营智慧提升自己的人格品位，为社会发展担当责任和义务，展现出儒家的圣贤风度和君子风范。

（作者系孟子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