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隐，唐末五代之交著名文学家、诗人，终生未第但著述颇丰，深受同时代韦庄、吴融、黄涛、杜荀鹤乃至新罗（朝鲜）崔致远等人崇拜。
清代《全五代诗》编者李调元，称其为唐末五代文坛执牛耳者；《五代诗话》编者王士禛、郑方坤，又将他与同时代的韦庄、韩偓合称唐末五代文坛“华岳三峰”。可以说，罗隐代表了李商隐之后唐末五代半个世纪文学及思想的最高成就。
鲁迅称罗隐作品“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是唐末“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
一
罗隐（833—910），浙江新城（今富阳新登）人，原名横，字昭谏，因屡试不第，愤而改名为隐，自号江东生。他的祖父罗知微曾做过福唐县令，父亲罗修古也应过开元礼。
罗隐27岁就在贡籍，“才了十人，学殚百氏”，却10次应试均落第。“自己卯（859年）至于庚寅（870年），一十二年看人变化”“寒饥相接，殆不似寻常人”。在此后的十六七年中，他曾东游大梁，北上河中，西至夏州，南达湖湘，屡屡干谒达官以求用，但都“龃龉不合”，没有捕捉到成功的机会。
面对“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动乱现实，亲历了“十举不第”“寒饥相接”的悲惨际遇，罗隐对自身和世人的辛酸极度伤感与同情，对唐末统治者的荒淫无能表现出的蔑视与嘲讽，对历史人物和事件悲叹过后的诘问与反思，全部集中在这一时期的诗歌中。
春试落第，困居长安崇德里。听到放榜风声，大哭。遂作《西京崇德里居》诗：
进乏梯媒退又难，强随豪贵殢长安。
风从昨夜吹银汉，泪拟何门落玉盘。
抛掷红尘应有恨，思量仙桂也无端。
锦鳞赪尾平生事，却被闲人把钓竿。
这是罗隐落第后的抒慨之作。罗隐“少英敏，擅属文，诗笔尤俊杰”，本人也曾自诩“弱冠负文翰，此中听鹿鸣。使君延上榻，时辈仰前程”。罗隐对自己的才华颇为自负，他相信自己一定能青云直上，博取功名。然而，他一次又一次名落孙山，悲伤、无奈和愤懑之情跃然纸上。
咸通三年（862年），罗隐已届而立，正月的省试中又一次落第。在《投所思》诗中他忧苦地写道：“憔悴长安何所为，旅魂穷命自相疑。满川碧嶂无归日，一塌红尘有泪时。雕琢只应劳郢匠，膏肓终恐误秦医。浮生七十今三十，从此凄惶未可知。”诗人之“旅魂”开始怀疑自己偃蹇的穷困命运。
满川碧嶂是他乡的山水，归去无期是五湖的烟月，壮士断腕，英雄揾泪，苏奏枯槁，屈子憔悴。多么希望郢匠一斧，雕琢成材；多么担心秦医错过，不可救药。首句“憔悴长安”与末句“凄惶未知”相呼应，把现今的憔悴与未来的凄惶宿命扭结在一起，读来更让人觉得前程悲凉。
咸通九年（868年）春，38岁的罗隐又一次落第，铩羽而归江东。他自秦岭经商州过襄州一路南行，准备到曾经取解的南康郡（今江西赣州）造访亲故。路过钟陵（今江西南昌东南），熟悉的山水，又遇到了熟悉的云英，于是写下了著名的《嘲钟陵云英》诗：
钟陵醉别十余春，重见云英掌上身。
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
这首诗原载于五代何光远《鉴戒录》卷八《钱塘秀》中：“罗秀才隐，傲睨于人，体物讽刺。初赴举之日，于钟陵筵上与娼妓云英同席。一纪后下第，又经钟陵，复于云英相见。云英拊掌曰：‘罗秀才犹未脱白矣？’隐虽内耻，寻亦嘲之：‘钟陵醉别十余春，重见云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
当年从南康北上赶考路过钟陵，筵席上遇到年轻的歌妓云英，新荐进士的身份，自然使罗隐倍感风光，兼以初出茅庐，意气风发，当时定是豪气干云，极欢而别。十来年后再次见到云英，一纪赶考未脱白的现实，让罗隐多少有些尴尬。
云英的拊掌嘲笑，罗隐的反唇相讥，极具喜剧色彩，却多悲剧意味。 云英“掌上身”和一纪后尚“未嫁人”的对比，罗隐“未成名” 与当年第一次赶考路过钟陵，初遇云英时的落差，最后用“俱是不如人”点破，谑笑中的辛酸，落泊中的叹息，个中的滋味，或许只有他们才能品悟。
从38岁（咸通十一年）到55岁（僖宗光启三年），除了战乱和灾荒之外，罗隐不是在长安参加考试，就是在参加考试的路上。素有江东才子、满腹经纶之称的罗隐，为什么总是累举不第呢？
一首《感弄猴人赐朱绂》诗，淋漓尽致地揭露出唐末用人制度的荒唐：“十二三年就试期，五湖烟月奈相违。何如学取孙供奉，一笑君王便著绯。”
《幕府燕闲录》载，在唐昭宗逃难的路上，随驾艺人只有弄猴者。猴颇驯，能随班起居。昭宗赐以绯袍，号孙供奉。按唐制，五品官服浅绯，四品官服深绯。一个装腔作势的耍猴人，居然能赐以大官的朝服，封以皇帝近侍的官衔，而有真才实学的读书人，十二三年背井离乡上京考试，竟一无所得！
黑暗的社会现实及多年应举的心理压力和类遭黜落的精神打击，帮助罗隐从自我迷失的幻想中彻底解脱出来，遂有《归五湖》诗：“江头日暖花又开，江东行客思悠哉。高阳酒徒半凋落，终南山色空崔嵬。圣代也知无弃物，侯门未必用非才。一杆明月一竿竹，家住五湖归去来。”此后，他带着近30年未曾实现的科举梦，绝意朝廷，回归江东。
生于唐末乱世，备尝离乱之苦的罗隐，对朝代的兴衰枯荣表现出特殊的敏感性。他的咏史诗常以独特视角，来审视王朝的更替，在咏叹和议论历史成败得失中，寄寓着对现实的讽刺。如《筹笔驿》：
抛掷南阳为主忧，北征东讨尽良筹。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千里山河轻孺子，两朝冠剑恨谯周。
唯余岩下多情水，犹解年年傍驿流。
筹笔驿，古驿名，在今四川广元市北，诸葛亮出师曾驻军筹划于此。诗歌首先叙写了诸葛亮为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复兴汉室，而离开隐居的南阳，历事两朝，运等帷幄，南征北战，立下了汗马功劳。然后，又指出了诸葛亮开始的成功和后来的失败，都与客观形势即“时”与“运”分不开。
接着，说蜀汉江山来之不易，却轻易断送在后主刘禅和庸臣谯周之手，实在可惜。最后以写景作结，既昔日的驿站尘封已久，诸葛亮的功绩也逐渐被世人遗忘，唯有山下的流水似乎情意绵绵，依旧傍着驿站流淌。
该诗的章法并没有什么新奇之处，关键在于“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的警句，说的是一个人在时运顺遂时，仿佛连天地都帮助他；若时运不济，就连英雄人物也难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清晰地阐明了“时世”与“英雄”的辩证关系，进而揭示出“时世造就英雄”的历史规律。其实，《筹笔驿》这首诗，罗隐名为咏史，实则是对自己一生怀才不遇的酸楚感叹。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历史的镜子常能照出现实的影子。罗隐的咏史诗，也明显地染上了唐末的时代色彩。他很少吟咏经纶盖世、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和揆天则地、气势浩然的盛世景象，而多感于亡国之君和末世之时。
因此，他的咏史诗，除了强烈的讽刺意味，还有浓厚的悲凉气氛。吴王夫差是臭名昭著的亡国之君，罗隐在《姑苏台》中写道：“让高泰伯开基日，贤见延陵复命时。未会子孙因底事，解崇台榭为西施。”
周太王的长子泰伯，为了让位给弟弟季历（周文王的父亲）而逃到吴地，吴国就在这样高尚的禅让中开基。后来，吴公子季札（延陵季子）历聘上国，遍交贤士，被大家称为贤能之人。
可是，子孙后代却没有继承前辈的好传统，为西施大造楼台亭榭，寻欢作乐，导致了国家的灭亡。隋炀帝也由于荒淫无度，“君王忍把平陈业，只博雷塘数亩田”，这里有着多少深刻的教训啊。
除了吴王夫差和隋炀帝，罗隐甚至连本朝的玄宗和昭宗也敢讽刺，而且流传很广。如《华清宫》：
楼殿层层佳气多，开元时节好笙歌。
也知道德胜尧舜，争奈杨妃解笑何。
唐玄宗与杨贵妃在骊山华清宫避寒，过着荒淫无度、穷奢极欲的生活。君王也知晓道德上要超过尧舜，怎奈要杨贵妃高兴才行！直言刺世，讽刺昏君荒淫误国。因为《华清宫》这首诗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直接导致执政者的不满。
据史料记载：“昭宗欲以甲科处之，当场有大臣奏曰：‘隐虽有才，然多轻易，明皇圣德，犹横遭讥谤，将相臣僚，岂能免乎凌轹？’帝问讥谤之词，对曰：‘隐有《华清宫》诗曰：楼台层层佳气多，开元时节好笙歌。也知道德胜尧舜，争奈杨妃解笑何。其事遂寝’”
罗隐不是一个“女祸亡国”论者。他认为，世事的变迁、国家的兴亡都是时势所然，怎么能把亡国的罪责横加在几个女子身上呢？于是，他为我国古代那些蒙受亡国罪责的女人大翻旧案。这在《西施》一诗中有明确的表现：“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
如果说吴国灭亡是西施造成的，那么促使越国灭亡的又是谁呢？雄辩的历史事实，严密的逻辑推理，既是对那些“女人祸国”论者的当头棒喝，又是对那些为统治阶级开脱亡国之罪的辛辣讽刺。
当唐末农民起义军进入长安时，唐僖宗仓皇逃向四川。平定起义之后，僖宗又回到长安，路上又经马嵬坡，罗隐作《帝幸蜀》：“马嵬山色翠依依，又见銮舆幸蜀归。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怨杨妃。”
谢阿蛮是新丰市的女伶，很受杨贵妃宠爱，诗歌借她的口吻，不仅挖苦唐玄宗在安史之乱时让杨贵妃当替罪羊，而且逼问唐僖宗：你逃奔四川，还有什么藉口可找呢？
罗隐的咏物诗，同我国古代大部分咏物诗一样，均有所寄托。或借物言志，或借物说理，或借物刺世，或借物遣兴。无论哪种题材，都能卒章显志，比兴自如。如《病骢马》：
枥上病骢蹄袅袅，江边废宅路迢迢。
自经梅雨长垂耳，乍食菰浆欲折腰。
金络衔头光未灭，玉花毛色瘦来焦。
曾听禁漏惊街鼓，惯踏康庄怕小桥。
夜半雄声心尚壮，日中高卧尾还摇。
龙媒落地天池远，何事牵牛在碧霄？
其中“夜半雄声心尚壮，日中高卧尾还摇”一句，蕴涵着病中骏马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的凄怆情怀；而前4句梅雨季节身处“江边废宅”、菰浆充饥、双耳低垂的“枥上病骢”形象，与“曾听禁漏惊街鼓，惯踏康庄怕小桥”尊贵身影的强烈对比，“金络衔头光未灭”与“玉花毛色瘦来焦”的色泽反差，以及末句对于骢马落地而牵牛在天的反常情形的反诘，无一不使人为病骢之宏迈志向和落寞处境而浩叹悲歌。《病骢马》题目本身，已清晰地表明了诗人对骢马的同情；而当把这首诗理解为以物喻人的作品时，这份同情便成了饱含愤愤不平的自怜。
在咏物诗中，比较多的还是罗隐借物讥讽、鞭挞现实社会丑恶现象的作品。他借咏钱揭露朱门富户虎狼般的贪婪本性，“朱门虎狼性，一半逐君回”。《金钱花》一诗，对这种残暴贪黩行为挖苦得更为尖刻：“占得佳名绕树芳，依依相伴向秋光。若教此物堪收贮，应被豪门尽劚将。”那黄灿灿的金钱花如能像金钱一样收藏起来，也将会被豪门砍尽采光，这是多么辛辣的讽刺。
《鹰》是对那些爬上高位的既得利益者的剖视：“越海霜天暮，辞韬野草干。俊通司隶职，严奉武夫官。眼恶藏蜂在，心粗逐物殚。近来脂腻足，驱遣不妨难。”那些如同司隶、武官一样的苍鹰，脂足肚饱之后，就不肯尽职，连主人驱遣都不容易了。这让人想起那些随着地位变化而忘乎所以，甚至大摆架子、养尊处优的庸官俗僚。
罗隐的笔触，还指向更广大的贫困者。一首咏《雪》诗，揭示了咫尺相异的现实：
尽道丰年瑞，丰年事若何？
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
丰收了又怎么样呢？还不是被统治者盘剥得更多。在大雪纷飞中，有多少求告无门的贫者将冻饿而死。对他们来说，大雪，与其说“瑞”，还不如说“灾”，还是不要太多为好。将深沉的愤慨寓于冷隽的讽刺之中，既是对深居大宅、锦衣玉食的富户显贵高谈阔论的揶揄，也是对丰歉同悲者的同情，还有自己连年奔波却寒饿相接的不平。
除了咏怀、咏史和咏物诗以外，罗隐还有不少写景诗和酬赠诗等，也是清词丽句，传遍时人之口。在那风雨飘摇的时代，曲折坎坷的经历，加上傲岸不屈的性格，使罗隐的诗充满了浩然之气，“篇篇皆有喜怒哀乐，心志去就之语”。因此，他的诗能跨越时代，受到古今中外文人雅士的好评。
二
罗隐在应举之初即有诗名，他不仅得到过大唐宰相令狐绹、李藯等人的赏识，在朝廷内外也有相当的影响。到了咸通乾符年间，罗隐的诗更是远近闻名。
令狐绹对罗隐诗歌的喜好，竟然超过对其子令狐滈进士中举的喜悦。《十国春秋》卷八四载，令狐绹子滈进士及弟，罗隐写诗祝贺。令狐绹对他儿子说：“我不喜汝及第，喜汝得罗公一篇耳。”
罗隐的宗人罗袞出使吴越时赠给罗隐诗中有“寰区叹屈瞻天问，夷貊闻诗过海求”的句子，可见当时罗隐在海外（主要是朝鲜和日本）的名声了。
就是明清时期的小说家们，也常引用他的诗句。在《西湖二集》《金瓶梅词话》《拍案惊奇》等书中，都曾引用《雪》《偶兴》《自谴》等诗。总之，罗隐虽然算不上唐代诗坛巨擘，但他的诗歌以辛辣的讽刺性、明显的哲理化和浅切的通俗语言，在晚唐诗歌发展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且形成了鲜明的艺术个性。
如果说“缘情必务于刺时，体物勿忘于谏猎”是罗隐诗歌创作的主要特色，那么，直言刺世或委婉暗讽，则是他诗歌创作的基本风格。罗隐出身于官宦之家，有满腔的政治抱负和才华。然而，生逢乱世，十举不第，仕途坎坷，对社会现实极度不满。
《唐才子传》卷九称其“自以为当得大用，而一第落落，传食诸侯，因人成事，深怨唐室。”再加上其“性简傲，高谈阔论，满座生风。好谐谑，感遇辄发……”的思想性格，言词激切、直陈时弊，也是很自然的事了。
如《燕昭王墓》：“浮世近来轻骏骨，高台何处有黄金？思量郭隗平生事，不殉昭王是负心。”感叹世上再无燕昭王筑黄金台招揽人才，唯见黄钟遭弃，瓦缶争鸣，讽刺的锋芒直指当朝的昏君佞臣。又如《后土庙》：“四海兵戈尚未宁，始于云外学仪形。九天玄女犹无圣，后土夫人岂有灵？”淮南节度使高骈在战火四起中不理军政，迷信方士，酷好仙术，罗隐潜题《后士庙》刺之，因此激怒了高骈，差点丢掉性命。
其实，罗隐更不乏比兴兼用、谐谑暗讽的诗。如《台城》：“水国春长在，台城夜未寒。丽华承宠渥，江令捧杯盘。宴罢明堂烂，诗成宝炬残。兵来我有计，金井玉钩栏。”陈后主沉湎酒色，不理朝政，最终导致荒淫误国的可悲下场。
然而，诗歌并没有用愤激的言词指着陈后主的鼻子大骂，而用浅显的语句冷峻描述一些历史画面，甚至用“兵来我有计，金井玉钩栏”这类调侃的诗句摹拟陈后主的话，幽默滑稽，寓庄于谐。
然而，细细品味诗意，在貌似冷静的描述和漫不经心的谈论中，又寄寓着诗人心中的忧愤和无奈。在《铜雀台》一诗中，罗隐用“只合当年伴君死，免教憔悴望西陵”的反语形式，真实地道出了铜雀台的妾伎们生不如死的悲惨命运。尽管诗歌写得十分含蓄，其中所蕴涵的愤世嫉俗与饱含血泪的无声控诉力透纸背，达到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果。
用语浅近，道理深邃，是罗隐诗歌的又一大特点。罗隐大半辈子穷困潦倒，与社会下层接触较多，其通俗明快和诙谐幽默的诗歌语言与此不无关系。如“只知事逐眼前去，不觉老从心头来”“采得百花成蜜后，不知辛苦为谁甜”“明年更有新条在，绕乱春风卒未休”“芳草有情皆碍马，好花无处不遮楼”等。
这些通俗明了、几近口语的诗歌，传唱范围之广，影响之大，已深深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
难能可贵的是，罗隐不从时俗，直接承继了中唐“元白”诗派“重写实，尚通俗”的诗学理论，“言者不期枝叶而贵在达情”，开创了清新质朴、简洁明快的一路诗风。如《京中正月七日立春》诗：“一二三四五六七，万木生芽是今日。远天归雁拂云飞，近水游鱼迸砅出。”该诗只是简单描绘春天来了，万物复苏，归雁从远处飞来，游鱼迸砅而出的景象。然而，在这平实的话语之中，又寄寓了诗人在新的一年里多少的希望和期待呢？
在晚唐，社会的动荡，朝廷的没落，以及诗人对科举追求的失败，进而引发的对历史、对现实以及对人生的深沉反思，势必在诗歌中体现出来。
如《黄河》：“莫把阿胶向此倾，此中天意故难明。解通银汉应须曲，才出昆仑便不清。”诗人认为，浑浊的九曲黄河似乎包含着难以明了的天意，任你倾倒多少阿胶都不能够把它澄清，它的浑浊自有渊源，它的曲折更是必然。既然才出昆仑便不清，我们又怎能凭一己之力去改变它呢？矛头直指最高统治阶级。
再如《秦纪》：“长策东鞭及海隅，鼋鼍奔走驱鬼神。怜君未到沙丘日，肯信人间有死无。”像秦始皇那样伟大的历史人物，为了东巡耗费了那么大的财力物力，可惜还未到沙丘，便死在路途之中，其结局不是和普通人一样，生老病死，殊途同归，还让我们怎么怀疑“肯信人间有死无”。
罗隐是现实的，又是超凡的。在他谐谑讥刺的诗歌中，无不展示出睿智冷静的思考，以及对国家、对黎民的眷眷情怀。他担心“雨夜老农伤水旱”，反对“也是须供使宅鱼”的民生观；他关心时政，心系朝廷，所秉持的“陪臣无以报，西望不胜情”“静怜贵族谋身易，危惜文皇创业难”的国家观，“有其位则执大柄以定是非，无其位则著私书而疏善恶”的使命观，仍给我们从善向上的动力，并呈现出穿越时空的思想价值与艺术价值。经过岁月的冲洗和历史的沉淀，今天再读罗隐诗，更觉得光芒四射与荡气回肠。
图①罗隐画像
②山舍竹林
■许双福 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