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时候，我就没有“六一”的概念。

我一直认为“六一”应该是属于幼儿园的。那时候，幼儿园对于我们这些乡村泥土里摸爬滚打的孩子来说，和白雪公主的城堡一样遥不可及。我们只知道和三五小伙伴每天走街串巷，下河摸鱼，爬树抓鸟，每天不弄一身泥土不罢休。

每当夜幕降临，袅袅的炊烟渐渐弥漫了整个村庄，牛羊哞咩地从野外回来，母鸡开始咯咯咕咕地呼唤小鸡。这个时候，大街上响起的是此起彼伏的呼唤声，每个母亲都是扯开了嗓子喊着孩子的乳名：小三——，狗蛋——，名字的最后一个音拖得好长，接着一句：回家喝汤哩……

在母亲的呼唤声中，我们才会告别同伴，并约好明天的议程。

大概到了六七岁的样子，我们村里有了幼儿园。那时也不叫幼儿园，叫育红班。有一天，母亲郑重其事地问我，别在庄上乱玩了，你上育红班不？我很激动，立马说，去，我要上育红班！然后拉着母亲的手，让她送我去。母亲没送我，她说，你在家等着就行，你红子姑会到咱家里来接你。

接我？我很纳闷。母亲说，是，谁家有小孩她就到谁家去接。

红子是村支书的女儿。我们村都是一个姓，按辈分我是该叫她姑姑的。红子姑在我的印象中温柔漂亮，每次见她，我都是很涩涩地喊声“姑”，她马上面带微笑地喊下我的名字，作为回应。她的声音很甜，笑容很美，我感觉特别幸福。听说红子姑要来家接我！我很兴奋，还有些紧张。

母亲给我说了这个事，就下地干活了。那次，我破天荒地没有出去玩，而是守在了家里。准确地说，是守在了大门口，唯恐红子姑错过我。

等啊，等啊，我的眼盯着胡同里过往的每一个人，一直没有红子姑的身影。就这样，从早上开始，我一直等到晚上。在中间吃饭的时候，也没忘记端着碗守在大门口。

一天过去了，我没有等到红子姑。

我很失落。母亲安慰我，可能咱村的育红班还没弄好，弄好后肯定会让恁这些小孩去。

我又有了希望，盼着育红班尽快建起来，盼着红子姑来接我。可是，这一切还没到来就结束了——我上小学了。

在小学，“六一”依然是我们的节日。那个时候，我们过节的唯一方式就是放假。老师在班上宣布，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放假一天。老师宣布完，转身离去。我们登时如出了笼子的小鸟，背起书包撒了欢地往外跑。

在我小学的时光里，过过两次“六一”。第一次是在二年级，那次没有放假，村里领导过来慰问了，给我们每人发了几块糖。那种糖很软，越嚼越甜，越嚼越香。我们看糖纸上的字，写的是“高粱饴”。不过我们都读高粱“台”。

第二次过“六一”，大概在四年级。那次学校照样是放假，我们在村里玩得天昏地暗时，忽然有人说，乡政府办“六一”演出哩，恁怎么不去？

演出？我们都很好奇，赶紧停下手中的游戏，朝乡政府跑。

从我村到乡政府有二里多路吧，我们一口气跑了过去。在乡政府的礼堂里，看到了一些人在收拾东西，屋里墙上摆着很多红旗，地上还有很多散落的花纸。

演出结束了！

我怅然地望着花花绿绿的礼堂，想着要是我能出现在舞台上有多好。我会的项目多着呢，我会摔泥巴，会滚铁环，会撒石子……

可后来，我还没找到登台的机会，就升到初中了。我的“六一”就这样结束了。

借用鲁迅先生的话，直到现在，我再也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高粱台”，再也没有看过那么精彩的演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