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和母亲金婚纪念日那天，我赖在父母家里，软磨硬劝，终于说动父母，跟我一起到婚纱摄影楼去拍了一组金婚纪念照。

这是父母第一次化妆拍照。他们一向讲信用，既已答应了我，就忍耐着被化妆师“摆布”，不过看父母脸上露着微笑的神情蛮放松的。母亲还在设计师的安排下，换了好几套婚纱，父亲则一袭白色西装。后来，父母换了一身红色唐装，拍了一张很喜庆的中国式金婚照。历时3个多小时，金婚纪念照终于拍好。

几天后，我先到影楼看照片效果，选定了唐装照和白色婚纱照放大。架着照片到了父母客厅，放到父母面前那一刻，我看见了父母眼睛里透出的惊喜。

父亲跟母亲说：“唐装照放客厅，婚纱照放到床头墙上怎样？”母亲点头说：“好啊。”我取下沙发背景墙上的画，父亲把唐装照安了上去，两手架着放大的婚纱彩照去卧室床边，不等我到跟前，自己取下床头上方的油画，将婚纱彩照挂到正中。

母亲跟过来，两人站到床对面的写字台前，对着彩照端详了好一阵，然后回到客厅，坐在沙发上，一张一张地细细欣赏那一组金婚纪念照。这时的母亲，快乐得像个孩子，边看边感慨说：“化了妆真显年轻，模样也比真人好看多了……”

“妈你本来就好看，影楼的老师夸你气质好，有大家风度呢。”我回应母亲，然后对父亲说：“说爸有派头哦。”

“时间过得真快，50多年前，我跟你妈妈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好像就在眼前。”父亲感叹着，跟我聊起他们的往事。

1948年，担任游击队小队长的我的大舅，在掩护解放军运输药品时，与小股国民党军队激战受伤，被救下后送往解放军11纵队卫生所。

大舅妈知道后，拉着母亲一起，急匆匆前去探望。

病房里，一位穿白大褂的精瘦的年轻军人，正给大舅换药，他就是我的父亲。

“我来帮你。”母亲说着已到病床跟前。

“很快就好。”父亲说着，欠欠身向母亲点头打招呼。在视线投向母亲的一刻，母亲也将视线投向了他，俩人几乎同时脸红了。

这一幕全被大舅看在眼里。

父亲离开病房后，大舅对母亲说：“不错的后生，专心，勤快，责任心强，卫生所的老同志都夸他哦，年轻优秀的共产党员……”

大舅伤好归队前，母亲和大舅妈带着白面单饼去看大舅。

告别大舅，离开了病房，母亲在院子里又见到了我父亲。

俩人都像是早就认识一般，竟然不觉得拘谨。父亲主动向母亲介绍了自己的情况，然后从白大褂的兜里掏出一个小本子，写下自己的姓名递给母亲，“如果可以，给我留个联系地址好吗？部队驻地经常变动，我可以联系到你。”父亲大胆地请求母亲，将手里的本子和钢笔双手递向母亲。母亲面露羞涩地接过本子，写下自己的姓名和联系地址后递给父亲。父亲说，“我会给你写信的。”

那以后到新中国成立前，父亲给母亲写了两封信，都是约母亲见面的。

1949年4月，父亲随所在部队参加渡江战役，打过长江后进军西南，解放贵州，随部队在贵州安顺就地驻扎，父母有了正常的书信来往。

新中国成立后，母亲上了县里的初级中学。读中学是她的识文断字的大哥的主张，“时代不同了，女孩子也要有文化，将来做个更有益于社会的人。”

1950年，正在上初中的母亲，在学校作为积极要求进步的学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预备党员。她在激动、兴奋中将这个人生重大转折的消息写信与他分享，“终于跟你一样，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了……”

父亲很快回信。信里的祝福和鼓励，洋溢着满满的热情和满是关怀的嘱咐。

第二年，我母亲通过了预备期，成为正式党员。

1953年春，在他们相识5年后，父亲写信问母亲，愿不愿意与他组建家庭，如果愿意，就来安顺的部队驻地安家。

我母亲收到信后，立刻找我大舅征求意见。大舅说：“还犹豫什么，多好的年轻人啊！”

于是，我的母亲带齐了毕业证、党的关系证明，收拾起简单的行李，直奔安顺。

临行前发了一封启程时间的电报给我父亲。到达安顺下火车时，我父亲已经在出站口等候。在部队的操持下，他们举行了简单却非常热闹的婚礼，参加婚礼的军人占满了团里的小礼堂。

“新婚快乐！”“白头偕老！”“一生幸福！”

战友们前后簇拥着祝福他们。

我母亲发现祝福的军人里有好几位女军人，看她的眼神里有着羡慕和难以形容的一种感觉。

回到部队为父母准备的新房，我母亲迟疑着，终于忍不住问我父亲，“参加婚礼的几位女军人看上去好灵活，还长得好看，她们看上去喜欢你。”

“我们俩的缘分5年前就注定的，所以我写信约你来这里组建家庭。”

我母亲听着，心里热热的，感到了十分地踏实。

部队就我母亲工作的事情与地方政府联系，组织关系和毕业证书一并递交后，我母亲被安排到安顺地区专署。

我母亲一日三餐几乎都在专署，我父亲吃部队食堂。他俩只在不加班的星期天才一起用餐，而且多数从部队食堂打饭回到小家里吃。

第二年，我父亲被调到贵州军区，我母亲随之调动，被安排到厅属公司人事科。父母都是共产党员，正值新中国初期的国家建设阶段，很多事情需要做，而人手远远不够，我母亲巴不得全身每个细胞都帮着将工作往前赶。

这时候，第一个孩子即将出生。母亲仍然像平时那样，拼命三郎似地投入工作，竟提前两个月当了妈妈，却没有做好角色准备，坐月子也是手忙脚乱。专署的女同事说，坐月子会胖，母亲却瘦了许多。

这时候她才意识到，自己虽然工作上有能力去克服困难，打理家务的能力却连自己都不敢恭维。不足月出生的女儿一哭，母亲更是惊慌失措，常急得偷偷掉泪。

父亲心里非常难受，对母亲说：“不要着急，让我来想想办法。”见母亲止住了眼泪，赶紧宽慰说：“以后晚上把孩子交给我，你要尽量多一点睡眠。”说话间接过女儿，轻声哼着小曲哄着，在屋里来回踱着小步。

父亲环视整个屋子，锅碗瓢盆，各色婴儿尿布、衣裤挂满临时扯上的晾衣绳，奶瓶等婴儿用品随处都是。他似乎这才明白，生活也是一门学问，而他俩的考试成绩显然不及格。

“怎么办呢？”办法还真地想出来了，借鉴前院一家的解决办法，“请保姆！”豁然开朗的感觉，令父亲瞬间感到他俩被解放了！父亲把怀里睡着的宝贝女儿轻轻放进婴儿床，盖好被子，开始拾掇屋子。

第二天，我父亲找到事务长，请他帮忙找保姆。热心的事务长一口答应，下午下班后就领了保姆到家。保姆自我介绍说：“我叫邹李氏，今年40岁。我家就住在安顺街，我的丈夫身体不好，不做事。一个儿子是小时候领养的，刚从学堂毕业参加工作。街坊都叫我‘邹伯娘’，主家有什么要求请告诉我，我会照做。”保姆邹伯娘说话干巴利脆。

“做饭洗衣、照料婴儿和产妇，家务都交给你啦。”我父亲的口气里透着如释重负。

保姆邹伯娘果然称职。一天下来，变魔术一般的，家里随处摆放的物品归整得利利落落。一日三餐很是及时，做的饭菜很是可口。成家1年多，我的父母这才真正开始有了过日子的感觉。更令父母惊奇的是，邹伯娘还能有时间缝衣裳。

后来，父亲调到贵阳某部，部队驻扎“大山洞”。家属院位于贵阳纪念塔畔的贵州军区大院。邹伯娘也自愿跟着到了贵阳，这个家真离不开她。

1956年春夏之交，我父亲所在野战军全团接到命令，连夜奔赴四川与西藏交界一带，任务是剿灭残留的无恶不作的土匪。当时，这一带的地方政府驻地多处被这帮土匪偷袭，疯狂烧杀抢掠，闹得人心惶惶，严重阻挠了当地政府的正常工作和老百姓的安全。

离开贵阳的部队驻地前，我父亲没有告诉家里。只留了一张纸条：“不要打听。很快回来。”后面落款了父亲的名字。纸条交给了部队留守人员，嘱咐两周后转交家里，因为两周后是父亲应该休假回家的日子。

我父亲在战斗的间隙仍偷空看书，写战地心得，还给他思念的妻子写信，尽管他知道信不可能邮寄。一次战斗结束后的短短休整时间，父亲在部队隐蔽的树林里席地而坐，取出笔记本记事。偶然抬头，看见晴朗的蓝天下，一棵特别高的树上站着一只小鸟，正仰着脖子对着天空，扇动着翅膀“叽啾，叽啾……”地唱着，父亲的脑子里顿时生出两句诗：“独鸟独占独枝树，独歌独舞独此彼。”父亲将两句诗记到本子里，并留了落款：思念雯。“雯”是我母亲的小名。父亲在剿匪胜利回到家后，将这封信连同所有没寄出的信一并交给母亲看，还惹出了母亲的眼泪呢。这两句诗，母亲至今仍能脱口而出。

川西剿匪胜利后，凯旋的父亲突然出现在母亲面前，怀抱婴儿的母亲吃了一惊，以为在做梦。父亲更吃了一惊，他一把从母亲臂弯里搂过他刚刚谋面的第二个孩子，高高举起来。孩子咧开嘴，笑着看他。看着孩子的笑模样，父亲好生感动，对母亲说：“我们的新中国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建设和发展欣欣向荣啊！这孩子就叫‘向荣’怎样？”母亲欣然同意。

这个孩子就是我。

就在父母共同度过了58周年结婚纪念日后的第二个月，父亲因心肌梗塞住院抢救。父亲醒过来，见母亲坐在他身边，吃力地伸出手去抓母亲的手，拉到他面前，紧紧攥住，无声地看着母亲。我见状泪水奔涌而出，跑到病房外的走廊捂住嘴痛哭，直到能够止住泪流，才到卫生间去洗泪脸，回到父亲病床前。

我蹲在父母跟前，攥着父亲和母亲的手，跟父亲耳语，“老爸，还有23个月就是‘钻石婚’了。我再带你和阿妈去拍婚纱照，还化妆哦。”老爸吃力地极轻地点头，眼神里流露出期待，脸上现出浅浅的、最后的笑容……

①本文主人公早年照片 ■作者资料

②胜利的号角 ■苗青 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