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是我国近现代史学大家和国学大师，一生著述等身。他秉持对本国历史的“温情与敬意”，凭借深厚的学术功力和独特见解，深挖中国历史文化精粹，成为传统文化传承与研究领域的标志性人物。

钱穆先生一生著书54部，共计1700多万字。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占据独立不倚的位置。

无锡市作协副主席陆阳的《钱穆与同时代学人》，以钱氏及相关人士的回忆文章，以及档案资料为基础，加以梳理整合，呈现了钱穆与胡适、顾颉刚、傅斯年、陈寅恪、汤用彤等20多位近现代著名学者之间的往来交集和学术异同，展现了钱穆一生的求学经历、著书立说与为人处世，可一窥近现代教育和学术的概貌。

钱穆与胡适的分歧，本质是两种文化观的激烈碰撞。胡适倡导“整理国故”的科学主义路径，主张以考据“打鬼”，而钱穆则致力于为传统文化“招魂”，这种对立在蒙文通续聘事件中尤为凸显。

胡适以学生反馈为由，否定蒙文通的学术价值，钱穆力陈其魏晋隋唐史研究的不可替代性，直言“劣等生之语不当据为选择教师之标准”。二人对《章实斋遗书》归属问题的不同态度，更暴露了学术伦理观的差异。胡适的私人收藏偏好，与钱穆的公共学术理念形成鲜明对照。

相较于胡、钱之争，钱穆与傅斯年的学术分歧，更具方法论意义。傅斯年执掌史语所时强调“史学即史料学”，其门下弟子王崇武被限制仅治明史，不得涉猎元清，钱穆则批评“割裂史实”的做法违背了历史研究的整体性。

这种矛盾，在《国史大纲》写作中达到顶点。钱穆以“历史智识”重构民族精神谱系，直指考据派“将活人事换为死材料”的弊端，而傅斯年竟宣称“从不读钱穆之书”。

在对抗主流学术话语的征程中，钱穆并非孤军奋战。顾颉刚的知遇之恩奠定了其学术起点。当《刘向歆父子年谱》与顾氏今文学派立场相左时，顾颉刚仍将其发表于《燕京学报》，更力荐其执教燕京大学，展现了超越门户之见的胸襟。

这种“和而不同”的交往模式，在汤用彤身上体现得更为深刻。从北平时期的毗邻而居，到《国史大纲》写作期的鼎力支持，汤氏不仅为钱穆提供著述空间，更以“同情默应”方法论，启迪其文化阐释路径。二人深夜研讨的身影，成为学术史中的动人画面。

熊十力、梁漱溟等“文化守成派”与钱穆的交往，则构成另一重精神镜像。熊十力迁居钱宅期间，常与蒙文通彻夜论辩佛学。钱穆居中调停的场景，恰似传统书院论学传统的现代回放。

而钱梁二人在成都关于文化研究所的争论——钱穆主张“书生论政仅负言责”，梁漱溟坚持“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论断，实则揭示了文化保守主义内部的分歧。前者坚守学术本位，后者怀抱经世情怀。

陆阳的写作突破了传统学人传记的窠臼，通过梳理钱穆与20余位学者的互动，再现了民国学术生态的多元性。书中既有胡适、傅斯年等新派学人的理念碰撞，也刻画了汤用彤、顾颉刚等“调停者”的独特价值，更透过钱穆与吕思勉、陈寅恪的学术对话，展现通儒传统的现代转型。

这些交织着合作与论争的学术网络，最终汇聚成钱穆所言“中国学术界终必有一新风貌”的期许。当历史的风烟散去，本书提示我们：学术史不仅是观点的演进史，更是学者们在具体历史情境中的精神突围史。

《钱穆与同时代学人》

陆阳 著 九州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