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济宁人，从小就知道济宁有座太白楼。近读张自义编著的《诗仙李白在济宁》上下编，更多了解到，自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以来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济宁（时为任城）给了李白安身寄家、远游交友和施展才华之惠，李白则为济宁乃至世界，留下了无与伦比的人文遗产。
在李白的眼里、心里、诗里、文章里，东鲁任城是他心中的故乡。他在这里到达了创作的巅峰，留下了不朽诗篇。
《诗仙李白在济宁》上编为《李白其人，寓家济宁》，介绍李白生平；下编为《诗酒英豪，醉歌济宁》，注释品评李白写于东鲁济宁的诗79首、文5篇。
此书构思科学，布局严谨，合理吸收了近、现代以来李白研究成果，在前人基础上有新的见解和发展。尤其诗文注释、句解和赏析，深入浅出，层次分明，环环相扣，动人心弦，增强了对诗文理解的深刻性和形象化。
书中对李白寓家东鲁等有争议之处，考证充分、全面、辩证，令人信服。济宁人读此书，更能增进家国情怀和对故乡及李白的亲近感。
济宁何以吸引李白
使其作为“第二故乡”
李白与东鲁济宁的深厚缘分，堪称唐代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他在此定居二十余年，娶妻生子，漫游吟咏。
书中介绍，李白以东鲁为中心，漫游山东和全国各地，仅在齐鲁，他就到过40多个县。山东的名胜古迹如泰山、崂山、峄山、鹊山、华不注山、灵岩寺、徂徕山，以及汶水、泗水、黄河、鹊山湖与大海，单县的孟诸、琴台，兖州的尧祠、石门等，物产如兰陵美酒、汶水紫锦鳞、鲁郡的酸枣霜梨，任城的蒲草、桃花，都留下李白的身影和壮美的诗篇。
由此清晰看出李白对济宁乃至齐鲁这片土地深厚的归属感，多维度印证济宁成为李白的“第二故乡”。诗文与史料的互证，让世人看到的不仅是一个浪漫不羁的诗人，更是一个在济宁土地上扎根的普通人，映照出李白与济宁之缘的独特魅力。
唐朝的强盛，东鲁的安定繁华，是李白扎根济宁的时代和社会背景。
书中说：“伟大的天才诗人李白，他的横空出世，有赖于盛唐的肥沃土壤和气候，也就是盛唐的社会环境。”
盛唐是个什么样子呢？杜甫在《忆昔》里写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这说明盛唐老百姓安居乐业，物资丰富。
在唐代特别是盛唐，由于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政治开明，文化发达，南北文风融合，对外交流频繁，社会充满自信，中华大地才能处处有诗的咏唱。
盛唐社会安定，交通便利。全国范围内水陆交通便捷，除固有的黄河、长江等水道，在隋炀帝开凿运河基础上，唐代又疏通河道，沟通南北。
唐人南下，可由黄河乘船至汴州，转入运河通达各地。陆路交通道路四通八达，加之社会富裕，出门漫游甚为通畅。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李白举家从湖北安陆来到东鲁济宁。贺知章从弟贺知止在任城做县令时，李白应邀创作了《任城县厅壁记》，赞颂贺知止高尚情操“温、恭、克、修”“俨硕有力”，又赞其施政精准，如百步穿杨和庖丁解牛，再赞其“肃而教之”“惠而安之”“富而乐之”的三年教化，社会安定和谐、人民安居乐业。男耕女织，和乐如春；权豪黠吏，改恶从善；百姓互助，“扶老携幼，尊尊亲亲，千载百年，再复鲁道”。
李白感叹：“非神明博远，孰能契于此乎？”盛唐社会安定、祥和、繁荣，使李白等诗人写出流芳千古的不朽诗篇，也成为李白扎根东鲁，视济宁为“第二个故乡”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
李白还专门写诗赞扬了兖州县尉王少府，金乡县令范金乡，卸任的任城县令（李白的六叔）等济宁官员，赞语多为执政清明和民众爱戴。
正如李白在《赠瑕丘王少府》中所说：“一见过所闻，操持难与群。”意指对瑕丘（东鲁兖州，今济宁市兖州区）之地，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今日目之所及，社会风气比听到的更好。
从深厚的齐鲁文化底蕴，到东鲁“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人文环境，为李白在济宁建“安乐窝”，寻机“西归去直道（去西安入朝）”创造了条件。
书中提到，对于李白的思想，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像一个大杂烩”。在李白形形色色的思想中，有一种主导的思想是“身在江湖，心在魏阙（朝廷的代称）”。
他在初居湖北安陆时写的散文《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把这一理想说得更加具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一身。……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
这就是说，他要像管仲、晏婴一样，做帝王的辅弼大臣，为国建功立业。而“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则是孟子名言，儒家经典，东鲁济宁即儒家思想的发源地，管仲、晏婴则是齐国的（辅弼）顾命大臣。
可见，李白对齐鲁文化了如指掌，加之东鲁济宁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及至“好客山东”的源头和主要传承者，这就坚定了他留在宜居的济宁，兼顾齐鲁乃至四面八方，伺机“西归去直道”的想法。
李白的这一想法，在他于济宁创作的多首诗中均有展露。他在初到东鲁写的《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中说：“顾余不及仕，学剑来山东”“我以一箭书，能取聊城功”“西归去直道，落日昏阴虹”。
回顾李白的人生轨迹，他25岁出蜀，辗转今湖北、江西、江苏、河南、山西等地，直到此时，仍未寻得出仕机会，便定居东鲁学习剑术，等待时机。他对汶上翁的嘲笑不屑一顾，故而借鲁仲连事迹自比，“终然不受赏，羞与时人同。”
鲁仲连的故事发生在山东，这更与其自喻产生了情感共鸣。尽管当时有政治黑暗之处，他仍坚守“直道”，展现自己的政治才能与抱负。
李白在东鲁期间的天宝初年，由道士吴人筠推荐，唐玄宗召他进京，命他供奉翰林。不久，因权贵谗言，被排挤出京。回东鲁后，他写了一首给从弟李冽的五言古诗《赠从弟洌》。通过典故述事，将诗人进退两难的矛盾和憎恶仕途而又欲罢不能的苦闷，刻画得淋漓尽致。
李白回顾长安供奉翰林时写道：“献主昔云是，今来方觉迷。”对唐王朝的腐朽黑暗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但理想并未“熄灭”，例如“傅说降霖雨，公输造云梯。羌戎事未息，君子悲涂泥。报国有长策，成功羞执珪。无由谒明主，杖策还蓬藜”之句。
如果皇帝重用，既能起到傅说那样“及时雨”的作用，也能像鲁班那样施展造云梯的才能。西部羌戎扰边战事不息，黎民生活极端困苦，如能实现自己“扶社稷、济苍生”理想，便功成身退，不求封赏。
如今无缘拜见皇帝，不能游说万乘，理想无法实现，政治之路堵塞不通，只能拄着拐杖退隐山林。然而，诗的结尾“他年尔相访，知我在磻溪”，表明李白要学姜尚垂钓磻溪，“愿者上钩”，引以明君赏识，施展政治抱负。
李白写于东鲁金乡的五言诗《金乡送韦八之西京》，只有40字，充分表达了诗人既感到政治理想破灭，又难抑胸中理想火苗的矛盾心理，仍幻想有一天皇帝再起用他。诗中用“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形象具体地展现诗人对“长安”的思念，可谓“身在江湖，心存魏阙”。
从家族根基，到儿女情长，为李白在济宁享受人间烟火，无忧无虑，“好入名山游”式专注创作，提供了理想的栖息之所。李白一生漂泊，却在济宁实现了罕见的“稳定性”——家族、家庭、田产、社交网络均在此建立。
李白携家迁移东鲁，在济宁安家的直接“诱因”，是当时李白的六叔做任城县令，兄长在中都（今济宁汶上）当县令，族弟李凝在单父（今菏泽单县）当主簿，从祖在济南当太守，另有几个族兄弟也在鲁地做事。
李白投亲觅得“栖息之地”，有益于他的政治进取，亦可借助亲戚关照家室。时值36岁，年富力强且阅历丰富的李白，自幼博览群书，留在福地济宁，使他的文学创作达到炉火纯青的高度。
但他还是向往遍游祖国壮丽河山，以在文学创作上有更大发展，又期盼有朝一日荣登朝堂。妻儿在此有家族亲人照顾，他也走得安心。
在《任城县厅壁记》中，李白以磅礴笔墨描绘济宁：龟鳞交错的河网，舟车四通的盛况，称其“万商往来，四海绵历”。对于“好入名山游”的李白而言，以此为基地，北抵燕赵，南下游吴越，西赴长安，皆十分便捷。
这种人文地理的中心位置，既解除了家庭的后顾之忧，又完美契合了他“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的人生志趣。
表面看来，李白是个游山玩水、饮酒作诗、结朋交友、心在“魏阙”的人，实际上，李白更是一个热爱家庭，对妻儿负责的人。
李白一生与四个女人生活过，与许夫人和宗夫人正式结婚，曾与刘氏和鲁一妇人合住。与许氏生有一女一男，女儿名平阳，男儿名伯禽；与鲁女生有一子，名颇黎。
李白对妻儿的爱怜，也是以济宁之“家”作为“桥梁”和“纽带”。因刘氏不能贫贱相守，加之品行不端，李白毅然与她“诀”离，并骂她“会稽愚妇”。
在《咏邻女东窗海石榴》一诗中，李白赞美和倾慕邻家女子，因见不到这位邻女，便“愿为东南枝，低举拂罗衣。无由一攀折，引领望金扉”。据此，有人推测“邻女”就是“鲁一妇人”。
李白的《寄远其十》，通过笔下的山东丝绸和西域文字，表达了对妻子许夫人的深切思念与情感。诗中“行数虽不多，字字有委曲。天末如见之，开缄泪相续。千里若在眼，万里若在心。相思千万里，一书值千金”的语句，堪称爱情的赞歌。
在《寄东鲁二稚子》中，李白深情写道：“我家寄东鲁，谁种龟阴田？娇女字平阳，折花倚桃边。小儿名伯禽，与姊亦齐肩。”
在《送杨燕之东鲁》中云：“二子鲁门东，别来已经年。因君此中去，不觉泪如泉。”在《赠武十七谔并序》云：“爱子隔东鲁，空悲断肠猿。林回弃白璧，千里阻同奔。”这些诗句充满家常温情，既展现了他作为普通父亲的一面，也说明济宁给了他一个真正的“家”。
李白在《送萧三十一之鲁中兼问稚子伯禽》说：“高堂倚门望伯鱼，鲁中正是趋庭处。我家寄在沙丘旁，三年不归空断肠。”表达在外三年未归，常常思念儿子和家的心情。
在《东鲁门泛舟二首》中，李白描绘了“轻舟泛月寻溪转，疑是山阴雪后来”的闲适画面，洋溢着家的温暖和田园趣味的日常生活，为长年漂泊的自己画了一幅难得的心灵栖息图。
从山水之美、诗情画意，到酒楼胜迹、豪饮之地，为李白在济宁展示诗歌创作才华，提供重要灵感和理想之境。
《诗仙李白在济宁》中写道：“李白的山水风景诗，表现了他对大自然的热爱，对祖国河山的热爱，但真正的目的，是‘壮心魄’‘清心魂’，是取得灵感和形象，以抒写他的壮志豪情，以挥斥他的忧苦愤懑。”
东鲁济宁及至齐鲁大地，恰恰给予他这种理想之境。所以，在李白的笔下，有“北眺崿嶂奇”“千峰争攒聚”“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的泰山，“兹山何峻秀，绿翠如芙蓉”的华不注山，“黄河之水天上来”“窈窕入远山”的黄河，秋波滚滚的泗水，以及崂山、峄山、鹊山、汶水的奇幻与浩荡，还有鹊山湖的月色，兖州的尧祠、石门，单县的琴台，曲阜的山枣山梨，任城的蒲草、桃花等壮美的诗篇。
开元二十四年李白携家来任城，寓贺兰氏酒楼，位置在今济宁市任城区青莲胡同内。至于太白楼，实为明洪武二十四年狄崇用修城墙剩余的砖石物料所建。
1952年，因楼破败不堪，拆除重建今楼。走进今天的太白楼——济宁李白纪念馆展厅，“诗酒英豪”四个大字赫然映入眼帘。即是说，李白的诗与酒都是杰出的超群的“豪”。
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书中，曾经作过一个统计，李白诗文总共是1500多首（篇），其中说到饮酒之事的就有170多首。
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云：“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生动描绘了李白饮酒后文思泉涌、才华横溢的形象，以及狂放不羁、傲视权贵的个性。
东鲁济宁酒楼居多，酒也好，且酒友多，“诗酒英豪”得天独厚。正如李白从济宁漫游兰陵（今临沂兰陵县）所作《客中作》云：“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
也如杜甫所写《赠李白》云：“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凸显李杜济宁相会的真情实感。
李白在济宁一带结交了包括“竹溪六逸” 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在内的众多文人名士。他们隐居徂徕山，酣歌纵酒，吟诗作赋，是李白极大的乐事。
李白何以“照亮”济宁
将自身塑造为文化地标
李白在济宁长达23年的居住和创作，以其生花妙笔和传奇人生反哺了济宁。济宁从一个地理名词，升华为一个充满诗酒风流、文人傲骨、承载盛唐气象的独特文化地标。
以身为炬，将人生最宝贵的时光“照亮”济宁。济宁因“李白家居之地”而闻名于世，吸引了后世无数文人墨客前来寻踪凭吊。况且，李白在济宁不仅是居住，也用人生最宝贵的时光，全身心地投入，使得济宁因他而熠熠生辉，千年不灭。
对于济宁而言，李白不是过客，而是归人；对于李白而言，济宁不仅是寓居之地，更是他精神漂泊中一个温暖而坚实的港湾。
在《寄东鲁二稚子》中，李白深情地写道：“南风吹归心，飞堕酒楼前。楼东一株桃，枝叶拂青烟。此树我所种，别来向三年。”这份对济宁、对家园、对子女的深切思念的情怀，是他情感地图上最亮的坐标，将他的个人生命史与济宁的土地紧密相连。
这段相互成就的缘分，无疑是为济宁注入的“诗仙之家”的温情底色，是历史留给这座城市宝贵的文化遗产。
以诗为光，用不朽诗篇和“诗仙”气质“照亮”济宁。济宁时期是李白诗歌艺术的高峰阶段，他一生创作与东鲁济宁有密切关系的诗文80余首（篇）。济宁，是当之无愧的李白经典名篇诞生地之一。
李白用他那天才的笔触，使济宁及其城市、山水、遗迹因诗而名，将其自然景观提升为文化景观，让济宁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浸润在盛唐的浪漫诗情中，至今仍在语文课本和人们口中传诵。
李白登泰山、峄山、华不注山，畅游泗水，在兖州、任城、汶上、金乡、曲阜、邹城、单县等地留下了大量足迹，他触景生情创作的诗文，如同一部盛唐时期济宁的“文旅广告”，让这里的山水、风情因他的诗句而拥有了不朽的灵魂。
在《任城县厅壁记》中，他点明任城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地位，“鲁境七百里，郡有十一县，任城其冲要。东盘琅琊，西控钜野，北走厥国，南驰互乡。青帝太昊之遗墟，白衣尚书之旧里。”盛赞任城“土俗古远，风流清高，贤良间生，掩映天下”，这堪称最早、最权威的“济宁城市宣传文案”。
《梦游天姥吟留别》是李白最伟大的游仙诗之一，开头便有“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越人语天姥，云霞明灭或可睹”之句，而这首诗的创作背景，正是李白即将离开东鲁，南游吴越之时。可以说，是从济宁出发的决意，催生了这首千古绝唱。
在济宁，李白将“诗”“酒”“仙”三者完美结合，贺兰氏酒楼就是他诗酒人生的最佳舞台。人们来到济宁，不只是看一座古楼，更是追寻那种“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洒脱气概。
李白的“诗仙”气质与豪放不羁的个性，为济宁这座城市注入了浪漫、洒脱的文化精神。这种精神今天与儒家文化、运河文化、水浒文化等交织相融，丰富了济宁的文化内涵。
以友为桥，用盛唐最顶尖的文化目光“照亮”济宁。济宁时期，李白交游极为活跃，他在这里构建了高层次的文化朋友圈。
李白与杜甫这两位中国诗歌史上最璀璨的“双子星”，在济宁及周边的多次相遇相游，一同寻仙访道，饮酒赋诗，是济宁历史上最辉煌的文化事件。
两位顶尖诗人的思想碰撞和诗歌唱和，仿佛两道极光交汇，照亮了当时的文坛，也照亮了后世千年。
闻一多先生说：“在我国四千年的历史里。除了孔子见老子，没有比这两个人的会面更重大，更神圣，更可纪念的。”
李白与杜甫“醉眼秋共被，携手日同行”兄弟般的情谊，是千古传颂的友谊赞歌。在现行的李白诗歌中，直接写杜甫的诗有两首，一是《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一是《沙丘城下寄杜甫》。这两首诗都写于济宁，加之李白与杜甫同游南池，也留下诗篇。鲁郡东石门、沙丘城、南池，均在济宁。这些都为济宁打上了“李杜相遇地”的崇高文化印记，在全中国都是独一无二的。
以神为魂，塑造文化地标和精神印记“照亮”济宁。元代以后，济宁建有太白楼、青莲阁、浣笔泉、南池、太白湖等纪念建筑和景点，将李白符号化为地方文化记忆的一部分。李白的足迹，使济宁的许多地方成为重要文化地标，最著名的便是太白楼。
此楼因李白居住于此，在此饮酒会友、挥毫赋诗而得名，至今仍是济宁重要的文化象征。人们提到济宁，必提太白楼；提到太白楼，必念李白。这个过程，完成了李白文化与济宁城市身份的成功绑定。
这座楼不仅是建筑，更是一种精神象征，它象征着李白的豪放、洒脱与浪漫。今天漫步济宁，走在太白楼下，感受的不仅是历史，更是李白那穿越千年依然鲜活，依然能“照亮”人心的文化精神。
李白及其诗文
在济宁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历史地位
济宁是著名的“孔孟之乡”“运河之都”。在以儒家文化、运河文化为主干的优秀传统文化大树上，李白及其诗文如同一枝最为瑰丽奇特的旁枝，开出了与众不同的、惊艳绝伦的花朵。
李白不仅是济宁历史上一位最重要的“过客”或“市民”，更以其不朽诗文和精神气质，深度参与并重塑了济宁文化基因。他的存在，让济宁的优秀传统文化在庄严厚重之外，更添了一份飘逸与豪情，成为这片土地上不可或缺的、闪耀着独特光芒的文化符号。
李白文化丰富与补充了儒家文化圈。在济宁，儒家文化像是坚实的骨架，构建了社会的基本结构和道德准则；而李白文化则是流动的血液和不羁的灵魂，为这个结构注入了激情、想象与活力。
儒家文化定义了“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一个有德行、有责任的君子。李白文化则提出了“我们还可以体验什么样的人生”——一个自由、奔放、充满无限可能的生命。
正是这种深刻的互补性，使得济宁的文化底蕴不再是“独尊儒术”，而是成为了由“孔孟的庄严金”与“李白的浪漫紫”交织而成的、更加绚丽多彩的文明画卷。
李白记忆与运河记忆的融合。运河是济宁的“地利”，李白是济宁的“天时”，二者的成功融合，则成就了济宁的“人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完整、丰满、立体的文化生命体。
李白记忆是“魂”，它赋予了这片土地以高度、灵气和浪漫主义的想象；运河记忆是“脉”，它赋予了这座城市以活力、包容和现实主义的根基。二者的成功融合，使得李白的仙气落了地，接上了济宁深厚的底气；运河的“俗务”开了天，拥有了直达云端的文气。
运河文化为李白文化提供“土壤与舞台”，李白文化为运河文化注入“灵魂与诗性”。这种成功融合，让济宁既是脚踏实地、充满生活智慧的“运河之都”，也是神思飞扬、充满艺术气息的“诗仙第二故乡”。
李白文化与水浒文化塑造了“文武兼备，刚柔并济”的文化气质。李白文化追求个人自由与精神超越，他的诗歌充满浪漫主义色彩，展现了豪放洒脱、自由不羁的精神气质，代表了济宁文化中“文”的一面；水浒文化强调集体忠义与社会担当，梁山好汉的侠义精神，体现了鲁西南民风的刚健与豪迈，代表了济宁文化中“武”的一面。
这两种文化，一文一武，一雅一俗，共同构成了济宁人既能吟诗作赋，又能仗义行侠的文化性格，共同塑造了济宁这座城市既有文人风骨，又有豪杰气概的独特气质。这种“文武兼备、刚柔并济”的文化底蕴，使济宁在中华文明中成为一座兼具浪漫诗意与侠义精神的代表城市。
李白文化的名片与当代价值。我们应该感谢张自义先生，他向我们展示的《诗仙李白在济宁》，使我们在济宁对待李白文化有了一个新的姿态，那就是：重新发现，高度重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部作品启示我们，必须跳出“李白只是一个古代诗人”的框架，将他视为济宁一笔活着的、富有生命力的文化财富。
总的说来，济宁的李白文化，是一张被低估的“文化名片”。它不仅是历史的荣耀，更是当代城市发展的“软实力”引擎，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文化孔孟之道，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大运河文化，与“刚”性的水浒文化相得益彰，使济宁的文化叙事因此变得更加完整、动人和富有竞争力，共同构建了济宁不可复制的文化深度与吸引力。
将李白文化从历史的尘埃中擦拭出来，让其成为城市品牌价值的“提升器”，文旅融合创新的“催化剂”，市民精神素养的“滋养源”，对外文化交流的“金名片”，这不仅是对历史的尊重，更是为济宁的未来注入一股永不枯竭的浪漫与创造力。
①济宁市李白纪念馆全景外观
②《诗仙李白在济宁》
③邹城峄山“峄阳孤桐”刻石，因李白登临峄山并作诗篇《琴赞》而立
④李白游泰山诗碑（泰安岱庙内）复原
⑤李白手书“观”字碑拓片
⑥兖州区青莲阁，位于兖州城东泗河西岸金口坝之北，后人为纪念李白寄家东鲁而建，现建筑为道光年间重建
⑦太白楼李白像
⑧当代陈大章作品《李白像》，江油李白纪念馆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