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宜轩
孟子以意逆志说作为中国古代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批评方法之一，历来受到学界重视，其真实内涵，对文本、读者、作者三者关系的界定，自古以来争论不断。主流观点认为其中之“意”为读者之意，“以意逆志”即以读者之意逆推作者之志，持该观点的代表者为汉代赵岐 (? —201 年,京兆长陵人)：“意，学者之心意也。……人情不远，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是为得其实矣。”另一部分观点则认为“意”应为作者之意，分析其志不应脱离作者自身情况。但在后世实际运用中，两派观点常陷入“读者主观臆断”与“作者历史背景考据”的两极。
而清初吴淇的阐释，提供了一个被学界长期忽视的、极具创造性的“中间路径”。他在读者一己之见和“古人之志”之间，重新发现了“古人之意”这一要点。而又言“故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乃就诗论诗，犹之以人治人也。”古人之意无疑来源于作品文本本身，“就诗论诗”，则是文章阐释中对文本本身的回归。
作品文本作为艾布拉姆斯文学四要素之一，特别突出对其重视的研究流派无疑是西方文论中的新批评：提倡文本细读与“文本中心主义”。当然，吴淇“以意逆志”的最终目的依然是回归作者之志，这和新批评完全孤立分析文本的主张自然背道而驰，但在批评实践的方法论上，吴淇的理论与文本细读却产生了奇妙而强烈的共鸣。从比较诗学的角度看待二者，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吴淇从作者之意理解作者之志的真正内涵，并能从更广阔的视野看待吴淇理论之于中国文论的创新性与重要意义。
一、吴淇“以意逆志”说的概念界定：意之舆与志之归
吴淇对“以意逆志”的阐释，站在了赵岐“人情不远，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认为应以读者理解与感悟来探寻和阐释作者在作品中所寄寓的情感内核这一观点的对立面，但其并非走向了单纯对作者的考据这一完全注重外部研究的道路上，而是提出要以“古人之意”以探求“古人之志”，“以意为舆，载志而游。”“意之所到，即志之所在。”
吴淇对意和志的关系进行了更深刻的论述。首先需要先明确“志”的定义，在现代通常我们认为志为志向，是一个人对未来的纯粹主观的理想追求，既可以是对道德精神的追求，也可以是对物质丰富的向往。但吴淇在这里讲的是“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并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一般理解的面向未来之志向的单一维度，此志亦包含了史的维度：一方面，“志”是诗人个体的情感与抱负；另一方面，它更是时代精神、社会伦理与文化传统在诗人身上的凝结。因此，追寻此“志”，就不仅仅是一种心理揣度，更是一种基于历史客观性的探求，这也是吴淇所主张追求的。吴淇强调“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正是要求阐释者必须将诗歌放回其产生的历史场域，通过文本这一客观中介，去复原那种为特定时代所塑造、并可通过公共理性加以理解和检验的“心事情理”。
接下来需明确“意”和“志”的联系。“意”是“志”的审美化显现，诗人的根本之“志”，或情感情思，或政治理想，或哲学思考，无法在诗中直接地、生硬地以口号的形式喊出来，必须通过艺术创作，转化为一首诗独特的情韵、意趣、风格和氛围，即“意”。这个“意”，是“志”经过个人才情与艺术手法“发酵”后的产物。比如杜甫的“致君尧舜上”的儒家政治理想抱负，忠君爱国忧民之“志”，在《春望》中，就通过精巧的意象，精工的对仗具体转化为了“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沉郁顿挫之“意”；在《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中，又转化为了“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的淋漓酣畅之“意”。而正因为“意”是感性、个体化的，所以即使主题相近，诗“志”类似，不同诗人的“意”也截然不同。同写友情之“志”，李白言“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有豪情激励之意；杜甫则言“故凭锦水将双泪，好过瞿塘滟滪堆”更具郑重缠绵之意。以诗歌之意逆推揣测诗人之志，是为“以意逆志”。
明白志要通过意来表达后，应该同样明确的是意的生成离不开文本的细致雕琢。古人之意，自然要从文本文辞之中去探寻发现。“意”必须且只能通过修辞、意象等结构形式元素来构建和感知。形式元素是古人之“意”的建材，比如比兴、用典、各种意象，乃至声律、章法等，是构建一首诗“意”的材料和工具。而“意”则是形式元素整合后所自然产生的审美效应，在读者心中激发出的整体性的、可感的氛围、情调和趣味。例如温庭筠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使用了一连串的意象，但诗的“意”，那种清冷、孤寂、羁旅劳顿的况味，并非来自任何一个单一意象，而是来自这些意象的蒙太奇式组合所创造出的整体意境。这就是读者在阅读实践中所能感知到的“意”的内涵。因此，批评家的任务，正是要通过精细地分析这些作为诗歌“建材”的形式元素如何被诗人组织、搭配，来准确地把握和描述那座“建筑”，即诗人之意的整体风格与神韵。因此，我们可以说吴淇的“以意逆志”强调的是对文本的使用，以批评者思想与诗义互证为首。这就将文本分析牢牢地确立为阐释的基石。换句话说，要理解古人之意，离不开对文本形式结构的深刻分析与体认。
总的来说，吴淇主张的“就诗论诗，犹之以人治人也”是就诗之文与意以论诗之志。首先，“文辞”是客观存在于文本中的物质材料，文辞对意来说是一客观材料，读者通过对文辞所构建的意象、声律、结构的综合体验，形成对“意”的整体把握；意在读者完成了对文辞所表达出来的意象意境的综合体验后成为意，这个“意”一旦被文本所规定和显现，便不再是读者的私意，而成为了可供公共探讨的“古人之意”，此时的意对志来说又是一客观材料，用以承载无形之志，通过意来推导作者之志，此推导过程亦是要求保证客观，必须遵循文本的内在逻辑与历史语境，使无形的古人之志变得有形。在此基础之上，我们谈论诗、谈论美、谈论道、谈论德，就不再是空谈无物，而是有了一个含有客观性的共识与标准。
二、与新批评的深层关联
吴淇言：“诗有内有外，显于外者曰文曰辞，蕴于内者曰志曰意。”前文已经论证，志与意的探索恰恰离不开显于外者的文辞与外在形式结构，这种研究方法论与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兴起的新批评流派许多核心观点不谋而合。其认为由于意图谬误与感受谬误的存在，作者和读者都不可靠，那么批评的唯一可靠对象就是文本本身。他们倡导“细读法”，即对文本的词语、句法、修辞、意象、象征、语调、节奏等内在元素进行极其精细的分析，以揭示其复杂的内在结构和多重含义。这种对待文本的态度和吴淇“就诗论诗”之论是高度相似的。
（一）共识：一己之见的谬误
吴淇将“以意逆志”之“意”，加入了古人之意这一要点，并且旗帜鲜明地反对那种完全脱离具体人物、文本内容、事件场景而完全凭借自身经验和臆想进行的解读。其言：“诗者，古人阅历之实境。苟非亲遇其事、履其地，目睹其景若物，而任耳任臆，只是猜谜，不谓解诗。”又严厉批判“其贤于蒙之见也几何”，反对以“己意”说诗。
与之相似的是，新批评同样对读者的主观臆断在理论上提出了明确反对，维姆萨特和比尔兹利提出“感受谬误”，指根据读者阅读后的个人情感反应来评判作品是一种谬误，因为这会导致印象式和相对主义的批评，其认为以读者情感作为评判标准是批评的歧途。
由是观之，在批评实践中，双方都要求一种客观化的、受约束的阐释学，都将读者随意的主观性视为大敌。
（二）同一：“文本细读”的方法论
读者对文本的解读、阐释、理解应当是受到约束的，不能任由主观情绪左右，而约束来源应该向何处寻找呢，这就是吴淇作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家的突破与高明之处，其没有同考据学者一般陷入对作者本身创作背景、思想观点、品质道德等无穷尽的考据之中，而是抓住关键矛盾——文本作品，进行深入分析。更具体来讲，吴淇找到的约束是“古人之意”，即内在于诗歌文本的语言、修辞、结构等一切要素。他要求阐释者“载志而游”时，必须沿着“意”这条路径，不能跑偏。而新批评找到的约束同样是“文本本身”，要求批评家紧紧贴着语言的肌理、意象的编织、结构的安排来进行分析。殊途同归，二者在方法论上依旧具有同一性。
吴淇的“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在操作层面上，必然要求对文本进行逐字逐句的、深入的揣摩和分析。他编选《六朝选诗定论》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文本细读实践，其名为“定论”,追求的便是释义的权威性效果，而这权威性的来源，便依赖于其所分析的内容都紧贴文本，断无虚言。要把握“古人之意”，必须对诗歌的字法、句法、典故、意象、声律、章法进行极其精细的揣摩和分析。如此便可从“意”的方寸之间，逆推出“志”的宏大世界。这与新批评倡导的“细读法”在形式上高度一致——都是对文本细节的极度关注和严密分析。在吴淇《六朝选诗定论》中有大量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分析作品之“意”，作者之“志”的案例，在此举出一例：
《古诗十九首·回车驾言迈》
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
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
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
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
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
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
在品评《古诗十九首·回车驾言迈》时，吴淇先论整体结构：“‘回车’‘长道’，是纵迹之茫茫；‘东风’‘百草’，是物色之茫茫。……‘所遇’二句，承上启下。‘故物’是‘东风’‘百草’之故物。”他指出“茫茫”二字既写“长道”之空间渺茫，亦写“百草”之物色纷纭，将外部景象与内心迷惘融为一体。他对“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的承启功能分析，精准地揭示了诗句之间的逻辑关系，这正是“文本细读”的典型操作，旨在厘清文本内在的肌理，从而客观地把握诗歌如何一步步构建起其“苍茫感伤”之意。
而后再论关键意象与用字之妙：“宋玉《九辩》‘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摇落’二字衰飒。此曰‘东风摇百草’，‘摇’字忽妙。……盖‘摇落’者，秋气之悲，‘摇’而生者，春气之感和。同一‘摇’也，而衰旺迥异，要皆乘时而有盛衰。”这是吴淇文本分析最精彩的部分之一。他聚焦于一个 “摇”字，通过与前代经典文本的精细对比，揭示出同一词汇在不同语境中能产生截然相反的美学效果。他指出，宋玉的“摇落”是衰杀，而本诗的“摇”是在东风中生长，本是生机勃勃之象。然而，诗人却从这“生”中看出了“衰”的必然规律。这种分析，远超寻常的训诂，而是进入了诗歌语言的张力与反讽层面。他通过剖析这个关键的 “文辞” ，深刻地揭示了诗歌 “意” 的核心——在一片繁盛的春景中，感悟到盛极必衰、生命无常的深沉悲感。这完美地证明了吴淇的“细读”足以与后世新批评对“诗歌的悖论语句”、“反讽”等分析相媲美。
最后，分析自然要完成向诗人之“志”的逆推：“‘盛衰各有时’，是宕开语；‘立身苦不早’，是呼应语。……盖‘盛衰’者，物之盛衰；‘立身’者，我之盛衰。……至‘人生’以下，层层追紧，逼出‘荣名’二字，乃是此诗之志也。”吴淇将“盛衰各有时”与“立身苦不早”解析为“物我”的对照，指出诗人的感伤并非止于外物，而是落脚于自身。最后，他通过对诗歌逻辑递进的分析，极具说服力地得出结论：全诗最终逼出的 “荣名以为宝” ，正是此诗之 “志” 。这个“志”，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诗人面对宇宙时空的无穷与生命有限的残酷现实后，所确立的一种积极的价值选择和精神寄托：将建立不朽的声名作为超越生命短暂性的途径。这正是儒家“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思想的体现。
上述论证，始于“文”，成于“意”，终于“志”，有力地证明了吴淇的“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绝非空谈，而是一套体系严密、操作性极强的批评实践。他确实在作者之志与读者之意的原有结构中，成功地置入了“文本”这一客观、可分析的中间环节，使其理论既超越了主观臆断，又不同于纯粹的历史考据。
事实上，这种阐述诗歌的方式是极其具有可操作性与可复制性的，例如我们用“就诗论诗”，文本细读的方式分析陶渊明《饮酒·其五》，并“以意为舆，载志而游”：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首先是字法层面的分析，“而无车马”的“无”字，是一种主动的隔绝和否定，是“缺席”的美，并非指客观物理上的寂静，而是心境的选择。“心远地自偏”的“远”字，是诗眼，点明了这种隔绝的内在性和精神性。
而后是句法层面分析，开篇“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立刻在“世俗”与“超脱”之间建立起张力。“张力”正是新批评所创设的概念，指诗歌中各种对立冲突所构成的平衡状态，是诗歌力量的来源。
接着我们对意象与场景进行分析：“采菊”、“见南山”：动作是“悠然”的，是不经意的、无目的的。菊花是高洁的象征，南山是永恒的象征。这两个意象的组合，便营造出一种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瞬间。
从诗歌整体结构上入手分析，全诗从“心远”的哲理阐述开始，到“采菊”的具象画面，再到“飞鸟还”的自然观察，最后收束于“忘言”的玄妙体验。这是一个从理性到感性，再到超理性的螺旋上升结构。
最后，诗歌依赖上述所有构建，非常自然地完成了整体之“意”的生成，我们可以感受到这首诗整体流淌着一种 “冲淡平和、悠然自得、与自然冥合”的意趣和情韵。这种“意”是舒缓的、静谧的，充满了内在的满足感。这时我们便可以从此般“古人之意”进而追问：这种“冲淡平和”之“意”，承载着诗人怎样的“志”？在笔者的理解下，这并非一种简单的闲适和自由。结合“心远”的主动选择和“忘言”的生动体验，诗人所寄托的“志”，是一种疏离污浊、安于贫贱、在自然与朴素生活中寻求生命真谛和人格独立的高洁志趣。这种“志”具有明确的道家思想的哲学内涵和中国处士群体的价值观选择。文本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这一根本之“志”提供最具体的注脚。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吴淇对“以意逆志”阐释和新批评的深层关系，尽管分析的术语不同，目的不同，但双方都坚信，意义的奥秘，深藏在文本肌理的每一个细节之中，都必须通过“显微镜”式的阅读来获取。（待续）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