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镇文化站办公室是两间平顶砖屋。西边是一座高大的影剧院，红砖红瓦，高大敞亮的玻璃窗，倒也时尚。我是文化站长，手下有两个专职人员。我们每日的工作，便是整理书，登记借阅，间或接待各类演艺团体。

那时阅览室的书不算少，统共有万余册，却已是名扬全镇的借阅“宝库”了。起初，借书的人寥寥。农家人忙于生计，哪有闲心看书。后来借书的渐渐多了，大抵是几个中小学老师带了头，接着是些高考落榜而又喜欢文学的男女青年。

记得有个叫志权的后生，约莫二十出头，瘦高个儿，每次来都借农业技术的书。有一回，他红着脸问：“有没有……讲爱情的书？”我故意逗他说：“怎么，想学谈恋爱？”他急得直摆手，“不是不是，是帮别人借的。”我笑着抽出一本《青春之歌》给他。他接过书，像捧着烫手的山芋，匆匆走了。

后来知道，他是给村里的民办教师肖丽借的。我见过来借书的肖丽，她生得白净，梳两条长辫子，说话细声细气的。她每次来还书，总要把书用旧报纸包得整整齐齐。

最常来的是一位叫王才生的老先生，据说早年当过老师，因为在报刊发表过几篇小说散文，被县磷肥厂调去当了办公室秘书，后来不知什么原因离职了。他总是借《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典小说，而且看得极慢，有时一本要看上月余。

问他为何看得这样慢，他捋着花白胡子说：“读名著要细嚼慢咽，囫囵吞枣岂不可惜？”后来他眼睛不好了，便让他孙子来借。那孩子十四五岁，机灵得很，借了书回去念给爷爷听。

镇上每逢三、八是集日，这时文化站最热闹，常有赶完集的人进来歇脚，顺便翻翻书。有个卖豆腐的老汉，每次来都要看《白话聊斋志异》，虽然认字不多，但对着插图也能津津有味地看上半天。他说，这些鬼故事比做豆腐有意思多了。

最有趣的是罗四村一对兄妹。哥哥十五六岁，妹妹小他两岁。每到寒暑假，两人就步行十来里路来借书。

有一次，妹妹偷偷问我：“有没有神话故事书？”我给她找了袁珂著的《中国神话传说》上下册。她高兴极了，当场就坐在桌前看起来，连哥哥催她回家都不理。

春去秋来，这些读者来了又去，去了又来。志权和肖丽似乎好上了，我看见他们晚上并肩来镇影剧院看电影。王才生老先生已经去世，他孙子来替爷爷还上最后一本书。他早已大学毕业，正在复习考公务员。

他告诉我说，爷爷一辈子就喜欢读书，本来把写作扔下了，在您的影响下，又重新拾起了笔，在报刊发表了大量的小说、散文、故事。弥留之际，王才生先生嘱咐孙子，将他购买珍藏的一部精装的《写作》杂志2000年合订本赠我。

卖豆腐的老汉中风后不再赶集，他的摊位换了年轻人；罗四村的兄妹俩，哥哥考上了大学，妹妹还在县一中学习，他们再没有来借过书。但我不会忘记他们，心里也在真诚地祝福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