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宜轩

（续上）（三）鸿沟：目的指向的根本不同

虽然二者在部分理念认知和实际批评操作上存在诸多相似，但必须始终清楚地认知到二者在文学批评的本质理念上是存在根本性不同的。吴淇的终点是“作者”，文本细读是手段，目的是渡向彼岸的“古人之志”。他的批评实践是通过文本细读，把握作者之“意” ，逆推作者之“志”。

而新批评的终点是“文本”，文本细读本身就是目的，意义在于语言结构内部的复杂关系。他们坚决反对“意图谬误”，即将诗的意义等同于作者创作时的意图是一种谬误，他们认为，作者的意图既不可考，也与文本的客观价值无关。“诗一诞生，就脱离了作者，属于公众世界。”他们在批评实践中做的是通过文本细读，揭示文本内在的张力与结构。这是中国文论传统阐释学与现代文本理论之间的根本鸿沟。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这样定位吴淇的理论：吴淇的“就诗论诗”并非后世意义上的“文本中心论”，它是一种 “作者中心的文本细读” ，是维持作者意图论框架下的更为客观阐释学。它不同于完全不顾文本、只凭感性空谈或过度考据的批评，它也不同于完全斩断文本与外部作者联系的西方现代文本中心论。而其伟大之处在于，在坚定维护“探求作者本意”这一传统目标的同时，他极具创见地将阐释的锚点从读者和外部历史考证转移，又牢牢地钉在了文本自身之上。 这使得他的理论在客观上与后世的文本细读方法产生了深刻的联系，成为中国古典文论中一朵提前绽放的、注重客观分析的理性之花。

三、在中国文论谱系中的坐标

吴淇对“以意逆志”这一古老学说的新阐释所蕴含的学术智慧，是承前启后的。要弄清其在中国古代文论中的坐标位置，应该对吴淇之前文学批评习惯，同期清朝考据学派批评风格以及在其之后可能受到其学说影响的学术观点进行分析。

（一）吴淇之前：以己意说诗

在吴淇之前，尤其是汉宋诸儒的文学批评实践中，虽然不会完全抛开文本纯凭自我情感感受进行评论，但文本常常沦为批评者观点“佐证”而非“依据”，其独立性和整体性被严重忽视。在吴淇所批判的“以一‘志’字属古人，而‘意’为自己之意”的模式中，阐释者的“己意”是主导，这里的“己意”，通常是预先设定的哲学、政治或道德观念，而文本则被工具化。这产生了两个在文学批评中绝对忌讳的严重问题，其一是断章取义，其二是牵强附会。

首先是断章取义的问题，断章取义是指截取诗歌中的只言片语，来证明自己已有的观点。《诗经》汉儒注疏中此种问题大量存在，在此举出一例：《关雎》本是一首爱情诗，但《毛诗序》断言：“《关雎》，后妃之德也。”阐释者带着“后妃之德”这个先入为主的“己意”，去解释诗中的每一个意象。“雎鸠”成了“挚而有别”的道德象征，“荇菜”成了“贞洁”的隐喻。文本的字句还在，但其整体的情感、意象和艺术生命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值得注意的是，单就《诗经》而论，吴淇并不反对加入道德义理方面的解读，主张“声歌义理，合一交重”，且他自己也直言：“《三百篇》圣人所论定，是当信而后论者，何也？《三百篇》以道为主，而文与理附焉。即本序所谓‘孝敬之集式，人伦之师友’，所贵因其文以披论其理，其理愈明，其道愈显也。”由此观之，至少在他看来，经典的“志”本身即蕴含了深厚的“道”——如“孝敬之集式，人伦之师友”。因此，他的方法论关键在于 “因其文以披论其理”，即义理的阐发必须严格地以文本（文）为依据和出发点。据此反观汉儒注疏，我们或可提出一种更辩证的评价：汉儒的问题在于其阐释方法时常脱离了文本的严格约束，从而在过程中破坏了对诗歌“意”的完整感知，而吴淇的贡献，正是试图用文本的客观性来匡正这种阐释的随意性，以期“其理愈明，其道愈显”。

其次是牵强附会的问题，将文本没有的含义强加于其上，尤其是进行政治隐喻式的解读。比如对李商隐《锦瑟》的解读。这首诗意境朦胧，情感深邃，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审美文本，完全可以只注重文本本身带给我们的如梦似幻的审美体验。但历代注家纷纷以“己意”揣测其“志”：有说是写给名为“锦瑟”的侍女的，有说是哀悼亡妻的，更有说是影射牛李党争、自伤身世的。为了证明自己的猜测，他们会对“沧海月明”“蓝田日暖”等意象进行极其个人化的历史考据和联想，解读的重心从品味诗歌本身的意境，转移到了对背后本事的考证和猜谜上。文本不再是欣赏的对象，而是沦为等待破译的密码，文学作为审美文本的意义大幅削弱。

从以上两点我们便可以清晰地看到，吴淇之前的这种模式，不是“抛开”文本，而是在“征服”文本。它让文本臣服于阐释者的主观“己意”或外部历史考据，破坏了诗歌作为独立艺术品的内在完整性与美感。而吴淇明确批判了将“志”与“意”割裂、并以己意穿凿附会的流弊，不留情地指出“以己意说之，其贤于蒙之见也几何矣。”实现了从“以我之意，猜诗人之志”到“以诗之意，求诗人之志”的方法论转向。

（二）清代考据：对文本的不同利用

文学理论发展至有清一朝，上述流弊有所改观，而清朝显学在于考据学与训诂学，其同样对于文学文本十分重视，但与吴淇二者方向显然不同。

吴淇旨在通过文本，探寻古人之志，与古人进行一场精神的对话。他追求的是理解陶渊明为何“悠然”，杜甫为何“沉郁”。这是一种向内的、指向心灵和艺术的探索。考据学与训诂学则旨在通过文本，解决一个具体的历史或语言学问题。他们追求的是某个字在古代的正确读音和含义，某个典故的最早出处，某段历史记载的真伪。这是一种向外的、指向客观知识的探索。

二者具体研究方法虽然都指向文本本身，但亦大不相同。吴淇的方法是综合的、体验式的，要求对诗歌意境和诗人心态的整体把握。考据学派的方法是分析的、实证的。他们对文本的“细”，是语言学和解经学层面的精细。

因此，笔者愿意将二者的关系理解为 “同心不同路”：他们都反对宋明理学末流空谈心性、以“己意”妄解经典的学风，都追求学术的严谨性和客观性。但吴淇走向了 “文学性的文本中心主义” ，他的严谨在于对文本艺术性的忠实。考据学派则走向了 “历史性的文献中心主义” ，他们的严谨在于对文本事实性的忠实。因此，我们可以说吴淇在清代学术生态中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吸收了时代注重实证的精神，却将其创造性地应用于文学批评领域，而非历史考据领域。他的工作，是为文学建立科学的研究方法，而考据学派的工作，是为经史建立科学的研究方法。这正是吴淇在中国文论史上卓尔不群、并能与后世形式文论对话的关键所在。

（三）吴淇的革新：作为中间环节的“古人之意”

吴淇提出“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其革命性在于将阐释的起点和路径，从外部拉回内部，他要求阐释者必须首先“沉浸”到文本内部，去感受、归纳、分析那个由诗歌本身的文辞、声律、结构所生成的 “古人之意” 。这是一个客观的、受文本约束的审美体验。

由此，他确立了文本的权威地位，“意”不再是读者随意的“私意”，而是“古人之意”。这意味着，文本被视为作者情感与思想最可靠的物质性留存，具有了阐释上的优先权和权威性。若想探寻了解古人之志，那就必须踏实严格的沿着“古人之意”这条唯一的路径去追寻。

因此，吴淇对“以意逆志”的全新阐释，是对文本的回归和高度重视，是一次 “文本中心主义”的早期觉醒。

（四）吴淇之后：其文本重视理念对后世文论的影响

吴淇的理念并非孤例，它代表了明清时期随着小说戏曲评点等文学形式兴起而愈发强烈的文本自觉意识。他的思想无疑受到同时代学术之风的影响，也或显或潜对后世理论有所启发。

后世翁方纲提出“肌理说” ，强调“义理”和“文理”，后者即指文字的布置、法度和肌理。他虽然考据习气仍重，但强调从文本的“肌理”入手，这与吴淇从“文辞”探求“意”的思路有内在相通之处，都体现出对文本形式本身的研究兴趣。而桐城派提出的“义法”说，尤其是方苞的“言有物”“言有序”，要求文学文本具备“正当的叙事伦理，高超的叙事技巧”。刘大櫆的“神、气、音节、字句”说，亦将思想内容与具体的文字形式紧密挂钩。刘大櫆认为“神气”不可见，于“音节”求之；“音节”不可准，于“字句”求之。这种由字句、音节等文本形式入手，进而把握文章内在神髓的方法论，与吴淇“以意为舆，载志而游”的路径惊人的一致。

而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论词，虽然吸收了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但其根基仍体现了中国文论中的文本细读基因。他提出的“境界”“隔与不隔”，都是直接针对文本所营造的审美世界本身进行评判。他分析“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这正是最精微的文本细读，关注的是单个字词在整体意境生成中的关键作用。这种不从道德、本事出发，而纯粹从文本审美效能出发的批评方式，是吴淇“就诗论诗”精神在近代的重新展现。

我们没有证据说以上学者之见解确凿参考吴淇“以意逆志”新解中对文本的强调和回归，但至少，后世无数实践反复证明，吴淇在研究“以意逆志”这一古老文论课题时所意识到的文本精神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作为清初学者，他的创新开启了中国古代文论对文本重视的先声。

总结而言，吴淇的贡献在于，他在“读者之己意”与“作者之古志”的阐释学僵局中，巧妙地植入了“文本之古意”这一关键性的中间变量。这不仅有效地矫正了此前主观臆断和牵强附会的流弊，更在中国文论史上率先开启了一种基于文本内部证据的、可操作、可检验的批评范式，为其后重视文本肌理、艺术形式的文论思潮奏响了序曲。

四、结语

吴淇对“以意逆志”说的重构，是一次身处传统之中却极具前瞻性的理论创见。他通过置入“古人之意”这一中间环节，巧妙地在其理论内部进行了一步创造性的突破：在目标上坚持传统的“作者中心论”，在方法上却开创了现代的“文本中心”路径。在主观感悟与客观考据之间，找到一条以文本为锚点的坚实道路。正是这种突破，使得他的理论既扎根于中国文论的土壤，又能与后世中外的形式批评理论展开对话。

吴淇的探索启示我们，中国文论自身蕴含着丰富的、可与现代西方理论对话的资源。他对文本客观性的追求，对细读方法的实践，为我们在今天思考如何建立既有中国底蕴、又具科学精神的文学批评方法，提供了宝贵的思想遗产。在作者与文本之间，吴淇找到了一条属于中国批评家的独特道路，这条道路至今仍然值得我们深思与探索。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