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曾在东洞庭湖大舅的打鱼船上度过一个暑假。因此，对袁硕士中篇小说《红旗村》里描绘的人物、场景和生活情形，感到熟悉和亲切。这种故友重逢的情感，让我对小说深入阅读与思考。

《红旗村》以黄盖湖畔的渔村为背景，展现了长江“十年禁渔”前后的沧桑巨变。小说以何守护、何布阳、荷花、陈春红等人物命运为主线，用富有地方特色的语言，对主要人物的性格进行了多侧面多维度的刻画，揭示了渔民群体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变迁，凸显了传统渔耕文明与现代生态治理的冲突，也寄托了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未来展望。

时代阵痛：

传统渔民的生存挑战和‌生计转型

“何守护是红旗村最后一个渔民，也是黄盖湖最后一个渔民。长江十年禁渔后，红旗村四十多户渔民都上了岸。经历无数个日日夜夜的煎熬后，接过镇政府颁发的护渔志愿者证书，何守护也终于上了岸。”

可见，渔民何守护对黄盖湖的眷恋，已经到了近乎顽固的地步。其“终于上了岸”，反映了传统生计模式与新的生态空间的矛盾。而其他四十多户渔民也并非全部自愿上岸，是过度捕捞与环境污染导致资源枯竭，迫使渔民在“靠湖吃湖”与“上岸转型”中，艰难地做出的抉择。

小说的前几个章节，描述了黄盖湖渔民自给自足的传统生活。打鱼、娶媳妇、生孩子，日子虽然过得紧巴，倒也平淡而充实。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化，渔民群体的生存困境开始凸显。怎么办？红旗村人感到茫然，队长何布阳也是一筹莫展。穷则思变，2005年，红旗村分湖到户。这个办法虽然比全国各地实施土地承包责任制迟了些，但效果同样立显。

“分湖到户后，大家都搞网箱养鱼，慢慢地阔绰起来了。到了冬季，湖瘦水浅，男人们都赶季节，城里人在办年货，何布阳把鱼贩子喊到湖边看鱼判价。一户一户的卖，一箱一箱的捞，一车一车的拉。晚上三四点钟下湖，早上六点就上了市。取鱼的时候，大伙帮忙；数钱的时候，各自回家，每天总有一户在门缝里笑眯眯地点现钞。”

一下子，渔民的心思活络了，干活也拼命了。几年过去，“半农半渔的村子，都起新房了。”此时的黄盖湖渔民，沉浸在快速致富的欢喜中。唯有何守护，这个传统的渔民，继续以打湖中野鱼为生。迫于生计压力，他在湖湾不远处的无名小咀，用锄头挖掉乱草，开荒种豆。正是这个最后的渔民，成了滥捕滥打、‌环境恶化的见证者和痛苦者。

这种阵痛，也体现在家庭‌情感与伦理的纠葛。人物间的互助与牺牲，既保留了渔村社会的温情底色，也揭示了政策执行中的人性复杂性。‌

生态觉醒：

从资源掠夺到亟待治理的期盼

分湖到户后，“不管大鱼小鱼，能打到的就是好鱼。滥捕现象开始出现，三春鱼也成了桌上佳肴，钱成了渔民愈发勤劳的动力，也成了滥捕的动机。”

按照渔民的传统规矩，遇到产仔的三春鱼，必须放生。从“三春鱼也成了桌上佳肴”，可以看出人心的变化和鱼资源枯竭的程度了。‌环境恶化的警示灯，已经在湖面醒目地闪烁起来。

黄盖湖十三万亩湖面，被分割得支离破碎。分了湖的搞网箱养鱼，没分到的就在公共湖面打鱼，下迷魂阵。‌作为队长，老渔民出身的何布阳伤心地酒后吐真言：“我今年当最后一年队长，以后就不管了。整个黄盖湖，鱼都打绝了种，刁子鱼都没有一掐长了……人，只怕是馋疯了……叉湖里……电鱼……药鱼……炸鱼……”

此时，靠打鱼为生的何守护更加痛苦。他面对着浑浊的湖水，束手无策。深夜，他和妻子驾着船，慢慢靠近那些迷魂阵和粘鸟网。“粘鸟网粘了几只大野鸟，有的已经死了，有的还在挣扎。他把船靠得更近，救鸟。白鹡鸰、崖沙燕、白鹭、白琵鹭，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的，有死了的，有折断翅膀或脚的，还有在哭的。他在船上找了把整理渔网的小剪子，一只一只地解救。”濒死的江猪的出现，使他感到更加恐怖，那是工业污染对黄盖湖的致命打击。

小说通过湖水由清变浊、鱼群锐减的描写，直指工业污染与过度开发对生态系统的破坏。黄盖湖在哭，鱼、鸟在哭，何守护和渔民们心中在滴血。何守护梦中出现的中华鲟、江豚等生物，既是对往昔丰饶的怀念，亦是对生态恢复的期盼。小说情节的发展，‌充分凸显了黄盖湖流域治理的紧迫性。‌

未来展望：

生态文明本土实践的传承与创新

大自然是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生物的摇篮，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黄盖湖作为长江水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命运与“守护好一江碧水”的宏观政策紧密相连。

“落实渔民上岸政策的最后期限到了，荷花与何布阳带着一个后生，一家一户走访。”在小说的结尾部分，青年龙振兴出台了。这个小伙子是红旗村新任“村官”，也是镇里派来落实渔民上岸政策的干部，更是未来渔村振兴的带头人。

红旗村人期待国家生态政策和“生态补偿”机制进一步完善和实施。也许有读者质疑，怎么没有看到作者书写上岸渔民的幸福生活，没有看到生态环境的改善，没有看到各种治理和经济发展的措施呢？其实，这种留白式的结尾很有艺术性。

“十年禁渔”既是生态修复的必然选择，也是对渔民传统生活的强制重塑。红旗村人从捕鱼为生，到新时代的今天，作为上岸渔民，在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大环境中，会有更多的生产和生活创新。

现实中，红旗村可以因地制宜开发地方特产，可以开展爱鸟、护鸟、观鸟等大型活动，可以通过建设退捕纪念展馆、渔民新村、三国古战场等设施，将生态治理转化为文旅资源，从而实现从“生存依赖”到“生态赋能”的跨越。

值得一提的是，小说通过方言俚语、渔家民俗等乡土元素，已构建了独特的渔村文化镜像。这种人文生态与自然生态的融合，也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文化内核。比如目前已经完成的“黄盖湖流域文学创作基地”，就产生了“虹吸效应”。

可以说，袁硕士的《红旗村》正顺应参与了这股“流域写作”潮流。小渔村折射大时代，不仅记录了政策落地中的个体阵痛，也为生态文学提供了地域性样本，从而体现了‌流域书写独特的文学价值。

阅读的目光，不知不觉回到了小说的开头。“黄盖湖一年一度的观鸟节到了，何守护穿上红马甲，套上红袖章，早早来到七星坝巡湖。一道晨光照在滩涂，成千上万的鸟唤醒了黄盖湖，何守护忍不住唱起了渔歌。”

是的，这道晨光就是时代阵痛后展现的生态文明的曙光，也是对美好未来的展望。何守护唱的渔歌是欢快的、自由的，也许某一天，他还会驾着渔船在黄盖湖撒网，不过不再是为了生计。

《红旗村》通过真实与虚构的交织，既揭示了渔民上岸过程中的迷茫与坚韧，展现了时代转型中的个体命运、生态文明的伦理困境、政策执行中的文化冲突，也描摹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理想图景。在长江大保护与乡村振兴的双重背景下，这部作品既是对过去的告别，也是对未来的启示，唯有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重构人文生态，方能实现永续发展。

■苗青 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