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图

读过长篇小说《地啸》后，笔者有一个深刻的感受，那就是作为一部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作者王方晨并未常规性地止步于对战争场景的再现，而是将叙事重心置于战争对人的影响，深刻地塑造并揭示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

正如房伟所说，“《地啸》的狂野和悲怆，使其成为一部大气磅礴的民族史诗，有着莫言《红高粱》的神韵。残酷的战争不再作为封闭性的历史事件，而是被视为塑造国民精神的结构性力量。”这一评论精准点出了作品的核心特质，笔者非常认同。但笔者认为，“塑造国民精神”也可以表述为“揭示国民性格”。

作品中代表国民性格的人物是罗得宝，这个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员。他是受齐鲁文化、孔孟之道熏陶的人，身上有着深深的传统文化烙印。他守旧而又敢闯，善良而又狭隘，吃苦耐劳而又胆小怕事，对生活有着美好的向往而又囿于现实的苟且。他想杀死小虾，良心又让他不能杀；他想报复老萧，又因民族大义不能报复；他不敢杀敌，又有杀子之恨。战争、灾害给他带来的生存压力，传统文化给他带来的潜意识心理压力，让他始终处于纠结和矛盾之中，内心始终处于挣扎与痛苦之中。这让罗得宝成为作者笔下最生动的人物，这个人性、文化性格的矛盾体，使其成为一个典型性人物，也让其成为抗日战争题材文学人物中极具代表性的存在，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地啸》有别于传统战争叙事对事件过程的聚焦。它以土地为锚点，以个体命运为脉络，将残酷战争转化为揭示国民性格的结构性力量。

小说题目“地啸”是贯穿全文的核心意象，其内涵远超字面意义，成为土地意志、民族苦难与精神觉醒的三重隐喻。“地”是作品的精神内核。它不仅是生存的载体，更是民族根脉的象征。“开垦荒地，建造村庄”的过程，是族群与土地建立精神联结的过程；而日本人对家园的毁灭，本质上是对土地意志的践踏。“啸”则是土地的呐喊与民族的抗争，它既指战争带来的大地浩劫，也指被压迫族群内心的悲愤与反抗。不同于传统战争叙事中的“炮火轰鸣”，“地啸”将抗争的主体从个体升华为大地与族群的共生体，凸显了“狂野和悲怆”的史诗特质。

更深刻的是，土地的“啸鸣”不仅是苦难的宣泄，更是精神的淬炼。战争摧毁了物质家园，却让族群在与土地的共生中觉醒了民族意识——“地啸”的背后，是土地承载的苦难记忆，更是民族精神的重生。

“水洼”则是作品中另一极具深意的意象，它既是英雄精神反思的镜像，也是民族记忆的载体，在不同章节中承载着不同的精神内涵，形成了完整的意象演进脉络。“英雄走过的大地上，遍布着明亮的水洼”，此时的水洼是战争落幕的象征，也是英雄自我审视的镜像。战争的血雨腥风褪去后，英雄在水洼的沉静中完成了对自我身份的重新认知：从复仇者回归为土地的守护者，从战争的参与者转变为精神的反思者。水洼的“明亮”与战争的“血腥”形成鲜明对比，成为精神净化与重生的象征。

到了第四章，水洼的意象从个体反思，延伸为家族记忆与民族乡愁。水洼不再是单纯的自然景观，而是连接过去与现在、英雄与后代的精神纽带。“故乡在远去，水洼也正在消失”的叙事，暗含着民族记忆流失的焦虑；而“英雄的后代踏上了回乡之路”，则象征着对民族根脉的追寻与精神家园的重建。水洼的消失与重现，对应着民族记忆的流失与唤醒，让作品的主题从个体精神困境升华为民族记忆的传承，进一步强化了史诗的精神厚度。

纵观整部作品，《地啸》通过“地啸”与“水洼”两大核心意象，完成了对民族史诗的独特建构。它没有刻意渲染战争的残酷细节，却以土地的苦难与重生、个体的迷茫与觉醒，将战争转化为揭示国民性格的结构性力量。正如《红高粱》以高密东北乡的高粱地为载体，彰显民族的强悍生命力，《地啸》也以土地的“啸鸣”与水洼的“映照”，勾勒出中华民族在苦难中的性格铸炼过程。土地不仅是物理空间，更是历史记忆的储存器；水洼不仅是自然景观，更是民族自我认知的镜面。英雄的后代追寻正在消失的水洼，这一行为本身就是对断裂历史的有意识连接，是对民族精神连续性的主动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