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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文化传统中去找寻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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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文 本报记者 崔璐4月12日,由济宁市委宣传部会同中国文化书院开办的“孔孟之乡·优秀传统文化大讲堂”在济宁学院举办专题讲座,邀请中国文化书院院长、北京大学资深教授王守常作专题报告。王守常由“中国”概念开讲,从古代讲到现代,就如何认识、传承中国文化传统,如何把握中国文化的特征以及中国智慧作了深入浅出的阐述。

  中国是一个文化概念

  中国这个概念是怎么来的?中国是一个地理概念吗?在中国文化中与之相通的“华夏”概念又作何理解?王守常一路梳理历史,铺陈长河中的文化繁衍,最后得出结论:中国是一个文化与文明的概念。“中国”最早的概念就是“中央之国”。有了这个概念以后,在《战国策》中的《赵策》里,又看到这两个字的解释,说这里面有一批非常睿智的人,创造了大量的财富,推崇了文化教化,新的技术都在这实验,后面还有两个结语,“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
  中国的概念首先是个地理概念,后来又提了一个叫华夏的概念。“华夏”在文献里面有解释,什么叫华?有章服之美谓之华,什么叫夏?有礼仪之大谓之夏。章服指服装,有了服装的美丽,称为华,服装不是指我们现在穿身上的,而是一种文化表征。在《论语》中有句话,孔子曾表扬管子,说假如没有管子,我们还“披发左衽”。“左衽”在古代是说没有衣服了,只披个皮毛,但有文化的族群就强调“右衽”。礼仪之大不是光指行为举止,还要“克己复礼”。
  在古代,夏是雅的意思,所以中国有大雅之国的概念。“中国”,从这个时候开始已经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文化概念。自从这个概念一确定,接着在汉代就有一个事件出现,“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在司马迁的书里出现过这个字,这个实物出现在汉代一个墓地。在18年前,由日本考古队、北京考古队、中国北大考古队挖出,是从汉代开始使用的。
  宋代的石介,写了一篇《中国论》,只是论中国。他的这篇文章延续了我刚才提到的《战国策》的文献,当年的夷狄还是披着皮毛的时候,中国已经有了服装。夷狄要学习,我来教你,如果你不学,提了一句话叫“互不相扰,各自为安”。如果把这句话放在宋代去解读,一个强大的王朝面对周围的落后族群,希望跟它有交流、对话,希望对方去学习自己的文明,如果你不学习,我们就各自互不相扰。
  晚清著名学者康有为把“中国”问题做过一个总结,他说,“中国能礼仪则中国之”,如果你能坚持自己的礼文化就是中国,如果中国不能礼,就是落后的族群。而夷狄如果能够接受中国文化,则中国之。最后一句话非常重要,“中国”可以分三个层次,一个是中国大地上的中国人,一个是居住在世界各地的华侨,还有一个就是其他肤色人种的人,但对中国有信仰。所以说,中国不是一个地理概念,不是一个种族概念,而是一个文化的概念。

  一分为三的去思考问题

  “五四以后到现在,国民的思维方式不是一分为三,而是一分为二的。一分为二的思维方法肯定会变成两元对立的思考,两元对立的思考方式产生的思想观念就是只有对与错。其实不是这么简单的,我们今天要讲回来,能不能在自己的文化当中去寻找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一分为三。1985年,我在新加坡做研究时写了一篇文章,叫《中庸考》,就是考察中庸的概念。我在《论语》当中找到一个问题,他说的中庸不是我们日常所说的,中庸是折中调和,中庸是最高的道德,是比仁义礼智信还高的道德,同时也是思考问题的方法,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由此揭示了中国的思维方式和西方思维方式的巨大不同,不是西方认识的主观和客观的关系。”王守常说。
  中国文化传统是这样一个概念——“中庸”。《论语》中说“中庸”是什么?“中庸”是“至德”,它比“仁、义、礼、智、信”还要道德,可见这个问题在孔子时代已经是一个问题了。“中庸”首先是一个道德,是一个最高的道德规范,它又不仅仅是道德,而是一个思考问题的方法,它是道德和思考问题方法的结合。中国在讨论认识的时候,是一定和道德联合在一起的,这是和西方不同的。《易经·系辞》里有这样两句话:“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可道,非常道”。在老子的时代,“道”不能是说的概念,它实际的意思是道。“道”和“器”,这两者是什么关系?道在器中,以道御器。如果这是一个具体的东西,这个词还可以换另外一个词代替,这个字念“术”,“术”是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法。“道在术中,以道御术”。读《孙子兵法》第十三篇,十三篇是《用间》,为什么说是以道御器?它是这样说的:“非圣智不得用间,非仁义不得使间”。“中庸”为什么是德?同时也是一个思考问题的方法。在《论语》中说得非常清楚,“叩其两端而执其中,持中无权,犹执一也”。这里的两端不是平面意义上的A端和B端,两端指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物,也就是说研究两个完全不同性质的事物的时候,这个中不是50%的中,这个中就是“三”,就是从第三个角度思考问题,或者说中国的“三”不是一二三的三,而是多的意思,“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中国传统文化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个地方没有明确指出,有几种解释。有一种解释很符合孟子的说法,不孝有三,第一个孝是大孝,大孝是尊亲,尊亲就是《论语》说的“父母之意不可逆”“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孟子特别强调要尊亲,但尊亲有前提,若为父不慈,那子女也不必尊。他不仅指父母的问题,也指统治和被统治阶级,孟子非常强调君臣之间的问题。
  中国文化会强调这“三孝”,如果没做到这三项,结婚生子不仅是接续香火,同时还有当时生产力的问题,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如果放在这个问题思考,还会为娶而不娶纠结吗?要克服仅仅从两端去解答问题,从第三个方向去思考问题。任何事物都是有特定的时间、空间。第一,我们要“叩其两端而执其中,持中无权,犹执一也”。第二,我们也要学会在固定的时间和空间里面如何选择。

  “和”是强调多元性、多样性

  “和”到底是什么意思?在王守常看来,这个“和”强调多元性,强调多样性,不是抹杀差异性。
  春秋战国时代辩论最激烈的是孔子和墨子,因为当时儒墨是统治的两派。儒家是要用礼乐制度管理社会,每一个阶层的人都有不同的责任和任务,不可以随意超越,所以还有“礼之用,和为贵”,如果按这句话这样讲,礼的根本是讲“和”,这是先王之道,这是孔子赞扬的周文王管理社会的道理,最美的、最好的就是这个“和”,最早的儒家是强调这个概念。春秋战国时期有很多“王霸之辩”“义利之辩”……
  春秋之间有一个辩论,叫做“和同之辩”。齐国第四代齐景公,他有一个臣跟他的关系很好,但是这个人很会拍马屁。还有一个大臣叫晏子,他问晏子,我跟他是和的关系还是同的关系,晏子回答说,你们是同的关系,不是和的关系。君说是,臣就说是,君说否,臣就说否,永远跟领导保持一致;领导说一,我就说一,领导说二,我就说二,这叫同。那景公问什么叫和?晏子说,当君说一个问题,允许别人提出反对意见,这就叫和。臣是可以否定的,而做君的要走群众路线,因为他是主管下一级的。所以“和”是强调多元化。
  那个时代,在儒家的经典里头就已经在讨论现在的民主制度,后来这个思想由近代的传教士传到法国,法国的人文思想很多问题都是跟中国相联系。今天的时代可以说受到古代思维方式的影响,有两人持反对意见,就要特别对那两位反对意见给予法律上、人生上、道德上的保护,所以这场讨论涉及到自然、社会讨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生物链,最后归结到两句话——“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多样化放到一起,就会产生新的事物;相同的东西放到一起,这个事物就没办法继续发展。
  中国文化并不是一个封闭的文化体系,中国哲学中的“和”这个概念,充分说明中国哲学是强调多样性、包容性的。孔子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他又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传统不是过去,而是现在

  “我们要改变过去的传统文化。传统不是过去,传统就是在现在,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们现在,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对传统做了一个创造性的转化。我还讲了一句话,比如我举个例子,《论语》这部书,直到今天已经有两千多年历史了,无数人在注解《论语》,关于《论语》的注释大概有4000多部。那现在又有了于丹的注释《论语心得》,又有了南怀瑾先生的注释,我从来没有否定他们。是有很多硬伤,不过他注解《论语》,注解六经的时候,是六经注他。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还有一批学者做的《论语》注释,杨伯峻先生他们注的,那就很清楚了。所以我们在纠正一个概念——传统不是过去,传统就在现在。”《论语》有句话,“仁者寿”,但孔子没有详细去论述仁者为什么长寿?清代桐城派领袖方苞说,“气之温和者寿”,就是脾气温和就长寿;“质之慈良而寿”,慈良是关爱他人,那个质用现在的话就叫初心,也就是我本来关心别人,不是要得到什么回报,而是发自我本心的关注、关爱;“量之宽容者寿”,度量大、宽宏他人,你能宽容朋友、同事,你能宽容你不喜欢的人;第四句话,“言之缄默者寿”,缄是少,默是不争不辩,言是语言,我们发生的争论是因为大家的语言,话语系统不一样,特别是年轻人很容易发生争论,在某个问题上,我比你懂得多,丝毫没有意义,而且很伤情感。“气之温和,质之慈良,量之宽和,言之缄默,故仁者寿”,这是传统还是现代?他们在不断解释传统,注入了新的思想,我们今天的养生,谁提养生,仁者寿的概念?我们现在养生就是吃这个吃那个,然后锻炼身体。所以仁者寿的概念是很有意思的,来反映传统的东西在当代,通过当代的解释,具有现代的平衡,所以我们不能把传统当成国学,把现在当成当下,就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