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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读书类杂志，是随着中国近代新式出版业和报刊业的发展而产生发展起来的。据不完全统计，这些杂志大约有三十多种。由于它们广泛的影响力，为我国的书评、出版事业，以及指导大众读书等方面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但目前对于这类期刊的研究总结尚不多见，管窥红色报刊史料研学中心馆藏的读书类期刊，并以此为研究背景进行分析，可以从中得到借鉴。
1922年5月7日，《努力周报》在北京创刊，1923年10月31日终刊。这份报纸由胡适主办，当时的影响很大。借助正刊的影响，1922年9月3日《努力周报》发行了增刊，题名《读书杂志》，目的在于鼓吹国学与指导青年读书，引导大众读书明理。这或是因为《努力周报》创刊艰难，先是被警察厅设法批驳，后被女房主敲竹杠，说他们办报是发财的事儿；而且《读书杂志》的创刊与此不无关系，胡适在日记中也写道：“我们大的仇敌，不在武力，不在官僚，乃在‘无明’”。
《读书杂志》的发行，并未随着《努力周报》这一正刊的终刊而停止，而是持续到1924年2月停刊，共发行18期。这18期《读书杂志》刊登了44篇文章，涉及14位学者，他们分别是胡适、顾颉刚、刘掞藜、梁启超、陈衡哲、胡堇人、钱玄同、陆侃如、丁文江、吴虞、董作宾、游国恩、徐旭生、任鸿隽。当时，他们中的一部分在学界已有较大的影响。之后的历史证明，这14人在未来中国学术史、思想史、文学史、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这些人或是名门之后，或已然名声显赫，且看一下《读书杂志》创刊时他们的年龄、职业和所撰写文章的内容。
胡适，31岁，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他发表了《读楚辞》《西游记考证》《古史讨论的读后感》等考证类文章，曾得到鲁迅的帮助。其中《读楚辞》一文，引导着刊物风格的走向。特别是在1921年11月《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中，总结出著名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作文之法。
顾颉刚，30岁，北京大学国学门助教，他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发表后，对国学大家文章的质疑与辩解产生影响，参与讨论的人有钱玄同、刘掞藜、胡堇人、胡适。这五人分作两个阵营，胡适、钱玄同与顾颉刚为“疑古派”，胡堇人、刘掞藜为“信古派”。
在具体的讨论中，顾颉刚开其端，刘掞藜与之辩难，往来讨论五个回合。直到第17期顾颉刚发布启事，“我初到北京，下月又要到河南，在两个月内无暇讨论古史”，这一论争才告一段落。
紧接着，胡适在第18期撰文《古史讨论的读后感》，做总结发言，表达自己疑古立场。遗憾的是，刘掞藜在发表第5篇文章《讨论古史再质顾先生（续）》后，因论争平台《读书杂志》的停刊而告终，刘文未见再续，颇为可惜。
刘掞藜，24岁，东南大学史地部副主任，他的《讨论古史再质顾先生》在第13、14、16期发表后，与顾、刘、胡的论证中，几句闲言，展示出那时学者的学术态度及品格，不妨择数句以飨学界。
顾先生说：“读刘掞藜先生‘再质’一文，使我非常欣喜。我久要寻觅这样的一个伴侣而不可得，现在竟得到了！”刘先生言：“我老实不客气地辩驳，觉得先生（指顾颉刚）所说俱不能成立；但是先生有很好的证据和说法时，我愿恭恭敬敬地承命将这篇大话一笔勾销，以表示我毫无成见。先生这个翻案很足影响人心，我所不安，不敢不吐……”
胡先生《读后感》说：“内中颇有偏袒顾先生的嫌疑，我也不用讳饰了。但我对于刘掞藜先生搜求材料的勤苦，是十分佩服的；我对他的批评，全无恶感，只有责备求全之意，……行文说话偶有不检点之处，我也希望他不至于见怪”。
顾先生与胡先生的真诚溢于言表，而刘先生的勇气也是让人敬佩。刘掞藜英年早逝，从其留下的《中国上古史》《隋唐五代史》等讲义，以及发表在《史地学报》中的《史法通论》一文，可窥其坚守“信古”之志。在“疑古”之风大兴之时，能够坚守自己独有的学术立场，颇显学者风范。
梁启超，50岁，清华大学教授，他的《黄梨洲朱舜水乞师日本辩》全面介绍了朱舜水的生平事迹与学术思想。他认为，虽然舜水之学没有在近代中国产生影响，却在异域开花结果，成为近代东亚最为耀眼的文明成果——明治维新的思想源头。通过密集的介绍与宣传，梁启超为国人塑造了一个完整生动的舜水形象，并使这一形象在近代中国广泛传播。
陈衡哲，33岁，东南大学教授，创作《研究历史应具的常识》，在这之中的陈衡哲是唯一一位女性，一生拥有很多头衔。她曾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硕士，北京大学第一位女教授。人际圈中鸿儒、高官、学者、作家皆有。
在重庆时，陈衡哲曾应周恩来之邀访问过红岩村。她的丈夫任鸿隽一生成绩卓著，长女以都获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次女以书毕业于美国瓦萨大学，儿子以安获哈佛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她的学术成就主要在西方史方面，有《西洋史》《欧洲复兴史》《文艺复兴小史》等著作。
胡堇人，40岁，上庄毓英小学主事，他的《读顾颉刚先生论古史书以后》文中认为：《生民》是郊祀的乐歌，所以提后稷“缵禹之绪”而不提禹，并不表明没有禹的观念；禹为九鼎动物之说荒谬至极，夏代可能不会有九鼎；而且《尧典》不见得是假，“古史官是世传的，他们父传子，子传孙，容易把史料保存。就是突遭兵火，他们因职务上关系，不能不尽法搜辑。况列国有史官，一国失传，还有别国可以参互考订，决不能各国同时间对于某时代造出一色的假货”。
钱玄同，36岁，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当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在史学界激起“古史大讨论”时，他又立即发表《答顾颉刚先生书》《研究国学应该首先知道的事》二文，对顾颉刚表示公开支持。
钱玄同对顾颉刚的学术影响，首先体现于他一再鼓励顾颉刚要勇于“疑古辨伪”。他明确肯定顾颉刚这一见解“真是精当绝伦”“希望先生用这方法，常常考察，多多发明，廓清云雾，斩尽葛藤，使后来学子不致再被一切伪史所蒙”，并提出：“研究国学的第一步便是辨伪”。
陆侃如，19岁，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他在该刊发表了3篇文章，发文数量仅次于胡适、顾颉刚、刘掞藜三先生，与陈衡哲并列第4位。《大招，招魂，远游的著者问题——〈屈原评传〉“余论”之一》，胡适在文后的按语所云：“陆先生这篇考证是很有价值的著作。他虽不肯否认屈原的传说，但他证明《大招》与《远游》是东汉时人的作品，他用的方法很精密，使我们很佩服”，更是肯定了上述推断。
《读〈读楚辞〉》，关于此文的写作，文中开篇即言系胡适将《读书杂志》第1期寄给他，让他作批评之文。胡适在《读楚辞》中否认屈原传说，而陆侃如则针锋相对提出“屈原的传说是不能否认的”观点。
这种论辩建立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皆有材料支撑，两文对读，特别精彩。《宋玉赋考》等，对于一个19岁的学生而言，这是极为难得的。而文章之所以发表，主要是因为其文风格与办刊宗旨及主编胡适品位较为一致。这种学术互动式交流以较为完备而告终，呈现出的动态过程颇有利于检验实证研究的对与错，其独立之态度，缜密之思维，厚重之积淀在讨论之中随之呈现。
丁文江，36岁，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他在《重印〈天工开物〉始末记》一文中如此说：“民国三年余奉命赴滇，调查迤东地质矿产。读《云南通志·矿政篇》，见所引宋应星著《天工开物》，言冶金法颇详晰，因思读其全书。次年回京，遍索之厂肆，无所得；询之藏书者，皆谢不知；阅四库书目，亦无其名。惟余友章君鸿钊云，曾于日本东京帝国图书馆中一见之，乃辗转托人就抄，年余未得报，已稍稍忘之矣。今年迁居天津，偶于罗叔韫先生座中言及其事，先生曰：是书余求之三十年不能得，后乃偶遇之于日本古钱肆主人青森君斋中，遂以古钱若干枚易之归。君既好此，当以相假”。
吴虞，51岁，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他的《荀子之政治论》阐发了荀子的政治观、天道观与人性修养学说，对荀子的学说作了高度的评价。
董作宾，24岁，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生。胡适《西游记考证》发表后，他作《读〈西游记考证〉》，为胡文提供诸多补充材料，胡适又在董文后附录“后记”。
游国恩，24岁，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荀卿考》。自此，开始迷上了楚辞，潜心投入，写下《离骚研究》《天问研究》等论文。
徐旭生，35岁，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天问释疑》。他是一位毕生书写“生命之书”的学者。“青年时代的徐炳昶热力四射，在北大有着一定的影响力。其实按那时的学问程度，他本可以成为很好的哲学教授，在学理上有自己的独特建树，但偏偏愿干预现实，喜欢写一些时评的文字，看他在《猛进》上的文章，抨击当局者为数不少，见解常常在别人之上。比如攻击段祺瑞政府的杂感，讽刺章士钊、陈西滢、杨荫瑜的短章，几乎与鲁迅相同”。徐旭生与鲁迅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时常通信，相互激发。
任鸿隽，47岁，中国科学社理事长兼社长，发表《评汤姆生的科学大纲》等有关古代文化与政治哲学的文章，在当时都具有重大影响。
特别是《读书杂志》第7期发表胡适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一文，列了近二百部数千册的古书，对当时的知识青年产生了很大影响，并刊有胡适对康白情诗集《草儿》与俞平伯诗集《冬夜》的评论。
以上这些人最长者吴虞，51岁；最小者陆侃如，仅有19岁。他们所发表的文章多以文史考证为主，兼论古史。18期的《读书杂志》每一期都有亮点，特别是当时学人之间的一些学术论争，从文章风格以及按语之中可窥得若干端倪。《读书杂志》的学术性强，但亦不乏趣味性。
胡适在第1期《发起“读书杂志”的缘起》一文提出两点缘由，可视为此刊宗旨，一是“各人的心得可以因此得着大家的批评”，二是“我们也许能引起国人一点读书的兴趣——大家少说点空话，多读点好书”。这两点，在整个刊物中被贯彻得很好。
在《读书杂志》中，胡适、胡堇人、刘掞藜、钱玄同、顾颉刚五人就古史问题进行讨论，形成15篇文章，近九万字。关于古史问题的集中讨论借助报刊呈之于众，颇有一种追求科学精神的担当，各种论辩问难尤为精彩。后来的研究者，对诸位先生讨论古史问题也有颇多关注。
《读书杂志》虽以增刊之名，却行读书之实。“疑古”“信古”之争发端于此刊，以“疑古”之胜告终。如此内容丰富的“增刊”，在交流读书心得、学习体会，引发国人读书兴趣，探求科学的古史系统，对古籍的考订、诠释，对古代哲学的研究和中国史学研究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①胡适、顾颉刚、刘掞藜、梁启超、陈衡哲、胡堇人、钱玄同、陆侃如、丁文江、吴虞、董作宾、游国恩、徐旭生、任鸿隽
②1922年9月3日《读书杂志》创刊号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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