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儒家、儒者是相通的名词，在先秦文化的语境中，儒一般指对学者的称呼，如章太炎先生所解说的“达名之儒”，用现代话语来说，就是儒的普遍概念或广义之儒。

孔子的学说何以被称为儒家或儒学，儒的特定涵义是如何确立的？孔子及其门徒，并未给自己的学派冠以“儒家”或“儒学”之名。但是，孔孟生活的年代，学者们自立门户、创立学派也是事实。从孔子到孟子，虽然没有给自己的学说命名，但是“学派”之别的意识是确定的、明晰的。

孟子尝感慨孔子学说的衰落，说：“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墨子则说：“儒者曰：‘亲亲有术，尊贤有等。’言亲疏尊卑之异也。”稍后的道家庄子，同墨子一样也持批儒之立场，庄子也把孔子及其门徒称之为“儒者”。也就是说，那是一个以批判的方式给其他学说定性命名的时代，而自己的主张怎么命名反而不是最重要的。

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其学说虽然没有被采用，但相传孔子弟子三千，在诸子百家中其影响力应是最大的。到了战国时代，如孟子所言，儒家学说的影响力已经远不及杨朱、墨翟的学说。但是，由于孟子的雄辩和力行，虽然儒家学说最终仍然没有被采用，却使之再次成为时代“显学”。孟子与孔子的其他门徒一道，奠定了被后世称为“孔孟之道”的学说根基。

殊为宝贵的是在春秋战国之际，诸侯之间争霸称雄的战争年代，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保持了对人性、人生价值、社会治理积极乐观的进取有为精神。周游列国，锲而不舍地推行“内圣外王”的思想主张，不遗余力地去实践“大同世界”的社会理想。

诚如有学者所言，“孔孟之道”最大的精神内涵是内在超越。但是，这种超越是内在的却不局限于思想领域，而是表现为内在理想主义的道德修行实践和外在理想主义的社会政治实践相结合。因此，儒家的理想主义不是书斋里的空想主义，也不是“堂吉诃德”式的主观臆想、游侠主义，因而真正契合于当代社会的人文文化建设。

先秦儒家的理想主义情怀，蕴含在其思想学说之中，主要体现为人性本善的性善论、内圣外王的政治思想、制民之产的社会治理思想等方面。儒家的人性论，经历了从以“仁”为核心人性善的意向，到孟子完成性善论之证成的一个发展过程。

在孟子之前，围绕人性善恶的论争，有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说，无名氏的“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说、“有性善，有性不善”说等主张。“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围绕人性善恶的问题，孟子跳出经验主义层面，从形而上的高度创造性地提出“四端说”，作出极具有说服力的论证。

孟子“道性善”不局限于对“人性”做客观的描述与分析，而在于将“人性”看作人之为人之所在，“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通过对人性的自觉、反省，确立人生信念，安顿精神生命，实现终极关怀。“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

内圣外王的政治思想。“内圣外王之道”语出《庄子·天下篇》，并指出这一精神是古人的伟大创造，只是由于时代变迁，变得“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先秦儒家虽然没有用这个概念构建“内圣外王”政治理论，但在事实上开创了“为政以德”为核心的政治传统，儒家经典《大学》系统地阐述了“修齐治平”为政之道。

思孟一派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内圣”思想，创建了心性之学。子思把“诚”作为治国平天下和“成己成物”的根本，孟子以性善论为基础确立了“穷则独善，达则兼济”的人格理想和“王道仁政”的政治理想。荀子对王道政治作了具体的构想和设计，丰富和发展了孔子的“外王”学说。

制民之产的社会治理思想。“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由此可见，制民之产之“制”以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

“制”主要是调节、控制之意，进一步的具体规划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认为，人民安居乐业乐生的社会治理，构成王道政治的现实的必然的基础。基于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境况，我们从中可以体会到孟子制民之产思想特有的理想主义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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