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是在本村里上的。那时农村的小学，有的是几个村庄联办，有的是一个村单独设立，学校位于哪村就习惯上叫某村小学。
孙井村不大，但在3个公社的交界处，相邻的村庄属于别的公社，同公社的村庄又相距甚远，只得在村北的两排砖瓦房里建了一所小学。学生基本上都是本村的，只有极个别的是哪家的外甥之类。全校只有5个班，囊括了小学的全部年级。往往是一年级报名上学的比较多，往后逐年递减，到了五年级毕业班就剩20来个人了。
8岁那年夏天的一个早上，我放下饭碗就去找太平一起玩，只见木大门紧锁，只好悻悻地回来，在家门口溜达。中午太阳正照在头顶，见太平背着个花书包从北面的胡同口蹦跳着拐过来。他说他报名上学了。
“你不知道？大喇叭都喊了多少遍了！”太平的花书包漂亮极了，虽然布是旧的，但他在城里上班的姑姑会蹬缝纫机，他穿的衣服也比我们的好看。书包四四方方，有两条带子挂在肩上，很神气，像电影里小八路斜挎着盒子枪。
我撒腿就往家跑，父亲正蹬在板凳上锯一截木头，我缠着他带我去报名上学。“人家比你大一岁，下年再上吧。”父亲忙着手中的木工活儿，没闲空搭理我。还要等上一年才能背上花书包，我可不干，就软磨硬泡不让他做活。没有办法，父亲放下锯，领我到了学校。
老师在一个立式的算盘上拨出几个算盘子，问“这是几个？”“5个”“好吧，明天来上学。带1块钱的学费。”第二天一早，交上学费，领了语文、数学课本，还有一大堆的田字格、小演草，以及铅笔、橡皮、小刀。
学校位于村子的最北面，隔着一条土路和两排榆树，就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菜园和大田地。西边并排的是一座废弃多年的竹箔厂，东边不远就是京杭运河。
校园四方形，有两排房子，后排4间教室，从东往西依次是一至四年级；前排分两段，东边是教师办公室，西边是五年级教室，中间留着一条通道，通向前面的一片大空地。
教师办公室西墙外挂着一副铃铛，“叮叮当当”的铃声，准时把我们呼呼啦啦地唤回教室，又准时让我们争先恐后地挤出来。铃铛的绳子系在墙上的高处，学生一般够不着，却成为每个男学生练习跳高的地方。为数不多的能够手指尖碰到，而地面明显比别处结实光亮。
刚上学时，校园前面的空地什么都没有，只是平整的场地，是我们玩耍的好地方。一年级教室在学校最后一排砖房的最东面，西墙上的黑板几乎占了一面墙，开学前又刷了一遍黑漆，左上角画了几块彩色的田字格，还有写拼音的几道横线。
一至三年级的课桌是水泥板的，架在砖块垒起的底座上，一张有四五米长，可以并排坐4个学生。板凳是从家里搬来，每天搬来搬去。四五年级能坐上整齐的木头桌椅，身份就不一样了。从上学开始，我就想着赶快上四年级，那样就不用搬板凳了，冬天也不用趴在冰凉的水泥板上听课写作业了。
那年月没有表，父母根本没空提醒起床上学做作业。那时候作业很少，放了学甩下书包就跑出去玩，要不就是挎着篮子薅来野菜喂猪。学习内容也很单一，除了语文，就是数学，课程表里有体育和美术，但是从来没有上过。
早上起来先上一节晨读课，就是读语文背课文，几乎都能从第一页背到最后一页。放学回家吃过早饭再去学校，上午4节课，下午3节。
我的偏科在四年级就很明显了，语文经常受到表扬，数学比较差劲。教四五年级数学的，是本村的一位女老师，在村里辈分高，经常骂奶奶，边讲课边骂，口中无意中就溜出来。
就是这位数学老师，让我由厌恶、害怕到感激。有几次，她把我的学习情况告诉给母亲。回到家，母亲就吓唬我，把一根绳子甩到房梁上，说要把我吊起来。母亲一巴掌也没有打过我们，但那几次吓唬，却立竿见影。后来母亲说，吓唬一次，我的成绩就会立即好一点儿。
四年级的时候，老师们参加了一次考试，听说是县教委组织的，要重新筛选老师，合格的留下，不合格的辞退，我一二年级时的语文老师都被刷下去了。
一年级时的语文老师，就是我报名拨拉着算盘让我数数的那位，他是我的启蒙老师，个子比较矮，很瘦，柔声细语，除了讲课不爱说话，每天布置完作业就搬个凳子坐在讲台上，为同学们削铅笔，削完一支再接过来另一支。每天语文课上，我们手中捏着一支铅笔和一把小刀，排队等着他给削铅笔。
二年级的语文老师特别凶，个儿高，嗓门也高，他教过的学生没有一个不怕他的。二年级的数学老师，烟瘾很大，一进教室放下教杆和书本，就满身衣兜里翻找，拿出一支香烟，在教桌上用力敲几下，可能是为了烟丝不散落下来，因为那时还极少有海绵头之类的香烟。然后含在嘴里，点燃了，狠狠地吸一口，喉结上下跳跃，吐出一团烟来，于是他的整张脸都在烟雾笼罩下变得模糊起来。
五年级是毕业班，晚上要补课。村里还没有通电，每人端一个煤油灯，拿一盒火柴。煤油灯大多是用墨水瓶做的，瓶口用铁皮封住，仅留一孔探出灯捻，用棉絮搓成的灯捻粗细不均，浸上点儿油就能点着。每天晚上，课桌上就只有一豆灯光，在风中颤颤微微，满鼻子都是煤油味，甜腻腻的。
那年夏天的某一天，全班20多个同学在老师的带领下，步行去五六里外的一所中学参加升学考试。考了一天，午饭是母亲一早烙的油饼，狼吞虎咽后就去校园外的街上溜达，直到老师把我们叫回来参加下午的考试。最终我们7个人成为幸运儿，在那年的夏秋之交成为中学生，也就离开了生活了5年的校园。仿佛，5年的经历和积累，都只为了这一次短暂的告别。
农家人对方位的辨识，常常以自己的家为中心，就孙井村来说，“家西”往往说的是村里的大田地，“家东”是村外以东直到运河的一片池塘和菜园，“家北”则是指学校、竹箔厂等。外村人称呼我们的小学为“孙井小学”，我们则习惯上说成“家北的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