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擢督抚，德才量并重。以此下僚中，百不一二中。自知县起者，臻斯必超众。晋也实其人，故悉下情洞。更兼习河务，要任久倚用。乃以治河决，来豫屡稽功。愤懑因致疾，不起诚堪痛。历历怀旧臣，中外资经综。而予未歇肩，吁后期与共”，这是240多年前，乾隆皇帝为治河名臣、泗水县原知县、文华殿大学士兼两江总督高晋所作的怀旧之诗。
高晋琐事
清代承袭明制，没有宰相一职。中堂、相国、首揆、协揆、内阁大学士，非官方称为宰相、相国。高氏一门三拜相，朝野负盛名。
高晋（1707—1779），字昭德，高佳氏，祖籍辽阳，满洲镶黄旗人。据《钦定八旗通志》《光绪山东通志》《清史稿》等，雍正十年（1732），高晋由监生授山东泗水县知县，十三年调知海阳。乾隆年间任过知县、知州、知府、道台、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等职，加太子少傅、太子太傅，授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组织编纂了《〈南巡盛典〉一百二十卷》，卒谥“文端”。
叔父高斌在乾隆朝曾任吏部尚书、直隶总督、协办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卒谥“文定”。高斌之女入宫“侧福晋”，封为乾隆“慧贤皇贵妃”。高晋长子高书麟，嘉庆年间曾任协办大学士、太子少保、吏部尚书，卒谥“文勤”。
高晋仕途一帆风顺，但在出仕之初，也是充满了渴望晋升的焦虑感。清代袁枚《新齐谐》记录了“高相国种须”的故事，读来令人忍俊不禁。故事是这样的：“高文端公自言年二十五，作山东泗水县令。时吕道士为之相面，曰：‘君当贵极人臣，然须不生，官不迁。’相国自摩其颐，曰：‘根且未有，何况于须？’吕曰：‘我能种之。’是夕，伺公睡熟，以笔蘸墨，画颐下如星点，三日而须出矣。然笔所画，缕缕百十茎，终身不能多也。是年迁邠州牧，擢迁至总督而入相。”为升官大搞封建迷信者，古今有之，止增笑耳。
光绪《泗水县志·艺文志》有《朱孝妇》，系泗水亮庄人、进士于相德为孝妇宋氏立传。宋氏是城北南白石村（今泗水县高峪镇南白石村）宋海之女，嫁亮庄村朱振学。丈夫在外雇工，宋氏在家纺线供养婆婆。不久，婆婆患病，卧床不起，宋氏衣不解带，在床边侍候十多日。
一天，婆婆对她说：“我的病，吃了鲜肉就可以治愈。”家里一贫如洗，宋氏无可奈何，只好割取左臂肌肉，假称是猪肉。婆婆吃了熟肉，大病果愈，却发现宋氏左臂包扎，再三询问才知道实情，婆媳抱头痛哭，感情愈深。
这又是古代二十四孝中“割肉奉老”故事的翻版，荒诞不经。但在封建社会，官府却极力宣扬。雍正十二年，高晋深为嘉奖，宋氏“以为虽出愚孝，而真诚所发，有不容掩没者”，颁发“诚孝永垂”匾，并报请山东巡抚岳濬，赐予“孝笃慈帏”匾，刑部侍郎、原署山东巡抚王国栋赐予“愚孝堪表”匾。
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壬申，高晋升为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并于四十一年随驾“南巡”，三月十九日至二十四日在泗水期间，将当年知泗水时所赐牌匾撤去，补题并书，换成新匾。五十七年闰四月，高晋之子高书麟再立“孝行可风”匾。
修建“三堂”
高晋在泗“勤政爱人，悉能行其所学”，重视慈善事业，主持修建了普济堂、育婴堂、留婴堂。清代光绪《泗水县志》记载：“养济院，一名普济堂，在县西门内转南，草房九间，中官厅一座。明洪武二年，主簿王惟一建。景泰七年，知县何琚修。国朝雍正十三年，署泗水县事高晋重修，草房三十三间。”这条记载，把养济院、普济堂等混为一谈。
养济院，在金代承安四年（1199）就开始在都城和各州县设立，每年十月到次年四月收养平民过冬。明代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下诏“天下郡县立孤老院，民之孤独残疾不能自生者许入院，官为赡养”，后改称养济院，并出台了供养标准。明代万历元年《兖州府志》记载泗水县有“养济院”，在“预备仓南”，而“预备在县西南隅”。
养济院是官办机构，存在收养员额的限制。清代康熙三十六年，京城有和尚、居士创建普济堂，收养贫病老者。光绪《泗水县志》有高晋《普济堂碑记》，记载“钦遵雍正十二年上谕，檄饬有司，劝募好善之人，仿京师之例，建普济、育婴两堂，凡在属员，莫不踊跃遵行。”
高晋带头捐款，儒学训导、教谕和典史响应，全县上下累计捐款六百九十两。雍正十二年七月，在城西南隅的官地开工建设普济堂，占地两亩二分半，两月竣工，建有草房二十三间。四周修筑土墙，前面建门楼一座，院内正房三间，正房之后分为东、西院。其中，东院、西院各九间分别收养男性、女性贫穷孤独者，各一间作为厨房。并选择诚实乡人，管理堂内事宜。在普济堂之东，另开一门，设立育婴堂，建有草房六间、门楼一座，在城外向南门，建造留婴堂一间。
建成“三堂”之后，高晋制定了供养标准：凡是普济堂的贫民，每日给米一升，每月给盐菜柴薪制钱一百文，单棉衣服两年一换。育婴堂乳母，每月给功食银五钱；凡是送来子女者，路远、路近的分别给盘缠五钱、三钱。
高晋充分谋划“三堂”资金保障，捐款余银五百两，借给商家，每月利银五两三钱。又有官庄改为义田地四百一十七亩四分、范某控诬逼弟等事案内入官地五亩，生员张贤哲乐捐地五十亩，每年在缴纳丁地银、漕米、德米等之外，当利租息用于“两堂”运转。大功告捷，高晋感慨万分，他自信“今而后岁需充裕，源流收养毋论无告，穷民不须耕田凿井，已能饱食安居，熙熙嗥嗥，远迈乎唐虞之世”。
泗水县养济院、普济堂等分设，直到乾隆三十五年《兖州府志》仍载“养济院，在西门内，房九间”“普济堂，在城西南隅，房二十三间”。至于光绪《泗水县志》载，普济堂“草房三十三间”，应是将“三堂”草房三十间、门楼三座合并计算的结果。故《泗水县乡土志》盛赞高晋的义举，“公广（普济堂）至三十三间，全活者无算”。
维修仲庙
泗水是先贤仲子故里，明代万历十九年（1591），知县谭好善在县城东南重修仲庙。历经百年沧桑，时至康熙末年，仲庙已是“风飘其瓦，雨蚀其楹，加之潦水频溢，下湿上腾，不惟垣折楣摧、廊腰壁面成瓦砾，而且居神殿内并可夜数天星，所存者止有茅屋数椽，以陈俎豆，此衣冠之士所以兴茂草之嗟也”。
雍正七年，皇帝下诏：“圣贤忠烈俱有茔墓祠宇应修葺者，着动存公银两，委官经理。”时任泗水知县孙鹏申请修建仲庙，“谭公讳好善，建祠自公始，然只瓦屋一间，予莅任初，即以宜敛兴大庙，通详上司。未几，抚军启奏准行，是方遣官估计”，督抚宪司飞檄曰“泗与济孰重，详议以闻”。到底是修葺泗水仲子庙，还是修葺济宁横坊仲子庙，两地争执不休。
有道是好事多磨，孙鹏作诗《谒仲子庙六首》，在惆怅中辞职南归昆明。雍正九年，高晋出任泗水知县，“适遇铁岭高公讳晋者，以名臣世胄来莅兹土，乃挺然曰：仲子生于泗，长于泗，父母茔域亦在泗滨。虽身葬澶渊，裔居济上，而遐追负米之孝思，必不忍违父母之邦，而依依于远羁之云，仍也泗为重”。
高晋一语中的，上峰也认同此议。于是，他详情估修，“占石若干，木若干，杂物、工匠若干费”，泗水仲庙修复列入计划。之后，高晋调署海阳，黄志亮署泗水。次年即乾隆元年，钦定重修。二年二月十三日动工，黄志亮奉委督工监造，三年十月告成。
清代，曲阜衍圣公题奏仲氏翰林院五经博士的世袭爵位，颁发关防、图记。颜、曾、孟、仲四氏翰博作为圣贤后裔，每遇国家祀典、万寿圣节、皇帝祭太庙、拜国子监孔庙，需随衍圣公入京去鲁祭孔迎驾，或得赐御宴或赐衣物，或得以垂询。
孔府与仲府的关系，是大宗户与小宗户的宗族关系。泗水仲庙成功修复，“过者曰巍峨，瞻者曰轮奂”，让衍圣公孔广棨喜上眉梢，他赞曰“彼贤良节烈，尚有祠宇以励风化，何况勇行卫道之名贤，实为兴廉起懦之警铎，反无华屋以肃仰瞻，其谓之何？则高侯与孙黄两尹之辅治也，旨矣”。
顺治年间，泗水仲庙有钦赐“除租地”六十余顷，收入以供祭祀开支、维持仲府运转等，但是明代的公捐田为“奸民隐盗”。高晋大怒，一方面派员检查核实，一方面印册关存，严格执行仲庙祭田享受顺治十三年“一切地亩杂项差徭概行蠲免”的政策，此举让“仲氏子孙爱之戴之，家颂而户扬之于靡已也”。
乾隆六年十月，翰林院五经博士仲蕴锦立碑，请求孔广棨题写碑文，就是今天见到的《钦修仲子庙碑记》，“上以志圣天子崇道之懿典，下以纪良大夫高公将美之徽猷”。
人心是杆秤，仲氏敬仰高晋溢于言表。今有微山文友仲君伟帅相助，查找仲蕴锦吟诗《题邑侯高昭德小照》，诗云：“松声谡谡水声沉，鹤立空阶理素琴。举首泉林山上月，年年清影照冰心。”高晋字昭德，邑侯即知县。敬仰之情更是见诸行动，嘉庆《仲里志》收录嘉庆十二年《仲家浅倡创修义塾序》，载“泗水仲庙，即少寇先相国高公所建也，今庙左有高公像焉”。上文有“少司寇长白广公”，即长白人、少司寇（又称少寇，刑部侍郎的别称）高广兴，是高晋幼子，助力创修今微山县仲家浅义塾。“长白人”指长白山人，清代长白山被推崇为神山圣地，视为存瑞凝祥、列祖龙兴的象征，高广兴隶属满洲镶黄旗，自称“长白人”是显示高贵，并非实指籍贯。
图为《南巡盛典》中泉林行宫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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