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人们就非常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关注林木资源的科学管理和有效利用，形成了植树造林的优良传统。

早在先秦时期，官府就配备了最高级别的山林管理人员，称为“山虞”。《周礼·地官司徒》中对此职位有明确的描述：“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为之厉而为之守禁。”山虞的职责是制定保护国家山林的法律法规，对林木种植、砍伐等行使决策权。此外设“林衡”一职，“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时计林麓而赏罚之。若斩木材，则受法于山虞，而掌其政令。”林衡受山虞的辖制，负责巡视和守护山林，执行相关禁令。

我国历朝历代都出台过法律法规，加强对林木资源的保护。

据《逸周书·大聚解》记载：“旦闻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禹时期，实行春季“山禁”，确保林木自然生长期不受侵扰。唐代法典《唐律疏议》明确规定，毁林伐木是犯罪行为。到了宋朝，相关法律更为严苛，条文更加详实。“民伐桑枣为薪者罪之：剥桑三工以上，为首者死，从者流三千里；不满三工者减死配役，从者徒三年。”直接给出了具体的量刑标准。

天然林木资源毕竟有限，要实现林木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大力推行人工种植。为此，历代朝廷通过立法强制民众植树造林。

西周时规定，生前不种树的人，死后不得用棺木安葬。《续资治通鉴长篇》记载，为强制北部边境地区民众植树，宋神宗诏令：“入户地者，令自植桑榆或所宜之木，官为立劝课之法。”

朝廷还通过激励政策引导民众植树造林。《宋建隆重详定刑统》成书于宋太祖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刊印颁行的法典，其中有这样的条文：“凡垦荒植桑枣者，不缴田租。”旨在通过减免田租激发民众的种树热情。

商品经济的繁荣促进了林业经济的发展，民众们意识到种植经济林木是可以致富的，一些有地、有资金的人，纷纷自主投资林木种植。《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当时，经济林木的种植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拥有“千树枣”“千树栗”者，其富裕程度可比肩王侯。

古时，非经济林木的大规模种植，基本上是由朝廷主导的，最初主要用于军事防御。

《周礼》记载：“凡国都之境有沟树之固，郊也如之。”周朝在国都及边境，大规模种植军事防护林。秦朝将军蒙恬为了抵御匈奴，创造性提出构建“以河为境，累石为城，树榆为塞”的军事防御体系。当朝在黄河一带构筑城堡，外围种上榆树，以树林来限制敌军的机动性。

北宋定都开封，地势平坦，无险可守，朝廷在北疆一带大力营造军事防护林。据宋代朝野杂记《挥麈后录》记载：“于瓦桥一带南北分界之所专植榆柳，中通一径，仅能容一骑。”瓦桥一带地势平坦，契丹铁骑轻易就能突袭至边境。大规模植树造林，可有效阻滞契丹骑兵的行军速度，起到一定的防御作用。

古时有官道，道旁每隔一里处筑有一个土台，作为道路的里程标记，相当于现在的里程碑。土台受雨水冲刷，容易损坏，需要大量劳役不定期维护。据《资治通鉴》记载，西魏废帝二年，韦孝宽任雍州刺史，他命人在土台处种植槐树，以取代土台。用树来标记道路里程，既免去了修复之苦，减轻了民众负担，又为行人提供了歇荫之所，可谓一举两得。朝廷对此大加赞赏，下令各地推行。

在民间，民众植树用以标记墓地。据东汉仲长统的《昌言》记载：“古之葬者，松、柏、梧桐以识坟。”

大多林木具有很强的观赏性，古人以植树美化人居环境。

《群芳谱》中有记载：“梧桐，皮青如翠，叶缺如花，妍雅华净，赏心悦目，人家斋阁多种之。”古人深谙园林之道，讲究树木搭配。“前栽碧桐，后栽翠竹。”梧桐与竹子搭配种植，相映成趣，清雅脱俗，构成了庭院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北宋时期，汴梁城内种植的柳树多于槐树。据专家考究，《清明上河图》中，有树木170多棵，其中柳树占了多数。堂前屋后种植柳树，只待春风一吹，河岸绿柳成荫，柳姿曼妙，拖曳于水面，风情万种，为汴梁古城增色不少。

苏东坡任杭州太守时，带领民众疏浚西湖，整治湖区环境，并在湖堤植树。据《宋史·苏轼传》记载：“堤成，植芙蓉、杨柳其上，望之如画图，杭人名为苏公堤。”苏堤全长3公里，每逢阳春三月，垂柳吐绿，桃花绽放，花红柳绿，胜景如画，观之令人心旷神怡，遂成西湖十景之首：苏堤春晓。

■苗青 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