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恒聪

在汶上县档案馆的红色抗战档案中，一本 1981 年省民政厅印制的《山东省著名革命烈士英名录》静静躺着，蓝色封面已泛出浅黄，边角处的磨损记录着岁月流逝，而翻开汶上县著名烈士目录，首先映入眼帘的“陈伯衡”三个字在泛黄的纸页上依然清晰——这是档案对一位抗日英烈最郑重的铭记。带着这份崇敬，我走进汶上县中都街道南周村的陈伯衡故居，青砖小院里，四间正屋、两间配房朴素如鲁西南大地的任何一处农舍，可当指尖触碰到院墙斑驳的砖石，历史的回响便如惊雷般炸开——就是从这里，走出了一位以笔为剑、英勇无畏的北大才子，一个将生命永远定格在三十三岁的抗日英魂。

陈伯衡，原名陈宪璇，笔名“行鱼”。这位生于汶水之畔的青年，自少年时便不甘囿于方塘。在汶城书院高小，十六岁的他便初露锋芒，率部分师生驱逐了压制进步思想的校长；1928年，考入济南第一师范后，日军为阻挠国民政府北伐，在济南制造了军民伤亡8000余人，震惊中外的“五三”惨案，让当时身为学生的陈伯衡对于民族存亡的重大课题有了更加刻骨铭心的认知，此时国民党政府竟然密令撤军，陈伯衡权衡之下只得先回家乡暂避，这期间协同家乡农民协会打倒了作恶多端的国民党汶上二区区长房子健，沉重打击了盘踞在汶上的地主阶级的嚣张气焰，这是他第一次将从书本里看到的“阶级斗争”转化为具体实践，也为后来武装抗日积累了斗争经验。

1931年，陈伯衡考入北大经济系，未名湖畔，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光彻底照亮了青年陈伯衡的革命思想。当九一八事变的烽烟燃起，他毅然加入北大反对蒋介石投降政策的示威队伍，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血腥镇压下直面刺刀与牢笼，在血与火的反复交融中，一个书生的脊梁已然淬炼成钢。

1935年，北大毕业的陈伯衡回到济南，执起齐光中学教务主任的教鞭，并成为《齐光校刊》的主要撰稿人，积极宣传革命思想，此刻，他的讲台悄然间延伸至整个危亡的中国。1936年10月，鲁迅先生逝世，陈伯衡发表《鲁迅先生的战绩和思想》《目前教育的危机》等多篇战斗檄文，呼吁发扬鲁迅精神，发誓与日本侵略者和汉奸走狗战斗到底，让进步思想在校园内、在青年人中激荡回响。

1937年10月，日军加速侵华进程，济南沦陷，韩复榘仓皇南逃。齐光中学流亡师生途经故土汶上，陈伯衡的人生迎来最重要的转折，面对破碎的山河，他毅然决定留在汶上，投笔从戎，配合汶上进步人士刘启文、曹志尚组织抗日救亡活动。随着武装队伍的不断壮大，陈伯衡认为要想抗日救国运动取得更大成效，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后来，他在济宁找到了党组织，先后与中共鲁西南工委、东平县委书记万里取得联系，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开展工作，将汶上将士满腔救国热血汇入党领导下的抗战洪流。

1938年2月，汶上县七区申垓村（今属梁山县）附近的永安寺，成为鲁西南抗战史上永不熄灭的烽火台。寒风凛冽中，陈伯衡与刘星等共产党人振臂一呼，汶上县人民抗日自卫队宣告诞生。这支由他亲手缔造的队伍先后转战黄河两岸，取得一系列战果，他先后任十支队挺进队长、十支队东进梯队司令员、八路军山东纵队六支队一团团长等职。

1939年初，陈伯衡加入中国共产党，信仰的力量加持下，他的战斗意志愈发如钢似铁。同年2月，他亲率六支队一团奇袭泰安薛家岭据点，一举俘获伪区长以下60余人，缴获长短枪数十支、轻机枪1挺，知识分子的谋略与革命者无畏的勇气在此刻谱写了陈伯衡生命中最完美的交响。

然而，仅仅一个月后的3月22日，陈伯衡奉命率领六支队一团赴东平县郑海村阻击日军，他充分利用有利地形条件，与敌激战五个多小时，打死打伤日伪军数人，日军小队长龙田被击毙，粉碎了日伪军300多人的“扫荡”，致敌溃退，而年仅33岁的陈伯衡在战斗中不幸被日军发射的迫击炮弹击中，壮烈牺牲。战斗结束后，八路军115师在东平常庄举行了一万多人参加的追悼会，115师代师长陈光致悼词，悼词指出，陈伯衡团长的牺牲是山东抗日战场的巨大损失，八路军山东纵队失去了一位优秀的指挥员，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把陈伯衡同志未竟的事业继续下去，坚决把日本鬼子从中国的土地上赶出去！

2015年8月，陈伯衡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八十载光阴流转，陈伯衡故居的小院依旧伫立，院中无他遗物，唯余浩然之气。他的一生，是从“行鱼”之笔到“挺进”之枪的壮丽诗行，是北大才情与鲁西烽火的悲壮融合。如今，我们得以在泛黄的档案中窥见他炽热的生命轨迹，永安寺的起义号角、薛家岭的胜利呐喊、郑海村的最后凝望，都化为中华民族记忆深处永不褪色的鲜红印记，投笔从戎的陈伯衡铸就的血色书卷，让汶上“书生烈士”的英魂，永远活在历史深处，活在后人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