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平1 宋志刚2
在当代社会对儒家文化的认知中，周公作为关键人物却常常被局限于“周公解梦”“八字解卦”的民俗化符号中，这种片面化的解读不仅遮蔽了周公作为中华礼乐文明奠基者的历史本源，也削弱了周公在儒家文化起源中的重要作用。周公制礼作乐的伟大实践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本框架，并通过德治理念与制度创设，为后世儒家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因此，重新审视周公的历史地位及其对儒家文化的深远影响，不仅有助于还原其作为儒家文化“精神源型”的真实面貌，更能够为新时代文化自信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与实践启示。
重审周公作为儒家文化“精神源型”的历史地位
周公的历史本源。在民间文化的传播中，周公形象常被简化为解梦占卜的符号，严重遮蔽了他作为西周初期卓越政治家、思想家的真实历史面貌。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周公姬旦作为周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在周王朝面临政权更迭与局势动荡的关键时期，以摄政之姿承担起稳定局势、开创文明的历史重任。他亲身经历“小邦周”取代“大邑商”的王朝更替，在武王早逝、成王年幼的危局中，毅然平定 “三监之乱”，并在此后通过“制礼作乐”的制度创设与文化构建，为周王朝的长治久安奠定坚实基础。这种从政治实践到文化建构的双重贡献，使其成为中华文明演进历程中的关键节点。
制礼作乐奠定中华文明的核心框架。周公的“制礼作乐”绝非简单的礼仪规范制定，而是一场深刻影响中华文明走向的社会政治与文化变革。这场变革通过三个维度，构建起中华文明的核心框架。制度化宗法封建：周公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构建起“家国同构”的宗法等级秩序，确立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层级体系。《礼记·大传》中“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的记载，详细阐述了这一宗法制度的运行逻辑。通过分封制，将政治权力、土地资源与血缘亲疏紧密结合，形成大一统政治格局雏形。这种制度设计不仅解决了西周初期的统治问题，更为后世儒家强调的伦理本位、尊卑有序的社会观念提供了制度基础。理性化宗教伦理：面对殷商时期浓厚的巫觋鬼神文化，周公进行了革命性的思想转变。他在《尚书·康诰》中提出“惟命不于常”“明德慎罚”“用康保民”等观点，将“天命”的归属与统治者的德行紧密关联，强调统治者对百姓的爱护与治理才是获得天命眷顾的关键。从“神本”向“人本”（以德性为本）的思想转向，打破了殷商时期对鬼神的绝对依赖，为儒家“仁”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重要转折点。礼乐文明的塑造：周公创立的礼乐制度，以“礼”区分社会等级、规范行为秩序，以“乐”调和情感、促进社会和谐。《礼记·乐记》中“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的记载，深刻揭示了礼乐制度的内在逻辑。通过将祭祀、朝聘、婚丧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纳入礼乐规范，周公将抽象的伦理原则转化为具体可感的行为准则，实现了外在约束与内在情感陶冶的有机统一，塑造了“郁郁乎文哉”的周代文明气象，成为儒家“礼乐教化”思想的直接源头。
儒家思想的直接源头活水。孔子一生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自勉，其思想深受周公礼乐文明的影响。“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的感慨，明确表达了孔子对周公及其开创的礼乐文明的推崇。从思想内涵来看，儒家思想中的“仁”“礼”“德”“孝悌”“忠信”等核心概念，均可在周公的思想与实践中找到根源。例如，孔子“克己复礼为仁”的主张，本质上是对周公礼乐制度中道德规范的继承与升华；而“为政以德”的理念，更是直接延续了周公“敬德保民”的政治思想。甚至发出“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的感叹。周公作为儒家文化“精神源型”的地位当之无愧。
周公思想的核心内涵与儒家精神的奠基
“敬德保民”是德治理念的初步确立。在周公之前，“德”的概念虽已存在，但周公赋予其全新的政治伦理内涵。通过对殷商灭亡教训的深刻反思，周公在《尚书·蔡仲之命》中提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观点，强调天命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取决于统治者的德行。这种“德”的核心在于“保民”，即统治者要像爱护婴儿一样关爱百姓，使其安居乐业。在《尚书》的诸多篇章中，“保民”“裕民”“康民”“惠民”等思想反复出现，如《康诰》中 “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的论述，将百姓的福祉与政权的稳固直接关联。这种思想为后世儒家的“民本”思想和“仁政”学说奠定了基础，孔子的“为政以德”、孟子的“仁政”主张，皆是对周公德治理念的继承与发展，形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重视民生的理政思想。
秩序建构与教化的核心载体。周公创立的礼乐制度，旨在构建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其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它是伦理秩序的制度化体现：周公将家庭伦理（孝悌）、社会伦理（忠信）、政治伦理（尊尊、亲亲、贤贤）融入具体的礼仪规范中。以《仪礼》为例，其中对冠礼、婚礼、丧礼等仪式的详细规定，使抽象的伦理原则具有可操作性和约束力，深刻塑造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与人际关系模式。这种将伦理道德与社会制度相结合的方式，使得社会秩序的维护不仅依赖于法律强制，更通过文化认同与道德自觉得以实现。礼乐制度是教化人心的重要方式：礼乐并非单纯的仪式，其根本在于通过庄严的礼仪、和谐的音乐，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情感与行为。在周代，贵族子弟通过学习礼乐，培养出温文尔雅的气质与高尚的道德情操；普通民众也在参与各种礼仪活动的过程中，接受道德规范的熏陶，实现高雅的社会风尚。这种以文化人、以美育人的方式，成为儒家“礼教”思想的直接源头。礼乐制度有助于维系社会和谐：“礼以别异，乐以和同”的机制，既承认并维护了社会等级差异（防止僭越混乱），又通过“乐”的情感共鸣功能，促进不同阶层之间的情感交流与认同，化解因“别异”可能产生的紧张对立，追求一种“和而不同”的和谐境界。这种思想深刻影响了儒家对理想社会形态“大同”“小康”的构想，也为现代社会处理多元利益关系提供了重要启示。
忧患意识与理性精神。周公思想中蕴含着强烈的忧患意识。他亲身经历政权更迭的动荡，深知“天命靡常”，政权稳固来之不易。这种忧患并非消极恐惧，而是转化为一种高度的理性自觉和积极进取的实践精神。在《诗经·大雅·大明》中“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的诗句，生动体现了周公要求统治者时刻保持敬畏谨慎、勤勉修德的态度。同时，他将政权稳固的根基从对鬼神的依赖转向对统治者自身德行和民众福祉的关注，体现了早期的人文理性觉醒。这种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与面向现实、注重人事的理性精神，成为后世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情怀和士志于道、责任担当的重要精神底色。
从周公到儒家思想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孔子的继承与发扬。孔子身处“礼崩乐坏”的春秋乱世，以“克己复礼”为毕生追求，致力于恢复周公所确立的礼乐秩序。他对周公思想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创立“仁”学，将周公强调的统治者之“德”扩展为具有普遍性的伦理核心。孔子提出“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将“仁”确立为“礼”的内在精神和价值基础，如“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的质问，深刻揭示了道德情感与礼仪规范的关系。二是强调“礼”的内化与普及，注重礼仪的内在真诚与敬意。他批评“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论语·阳货》）主张礼仪不应流于形式，而应发自内心。同时，通过“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将原本主要面向贵族子弟的礼乐教化，推广到更广泛的社会阶层，为礼乐文明注入了新的活力。三是系统阐述德政思想，明确提出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将“德政”视为治国理政的根本，进一步发展了周公的德治理念。
孟荀的深化拓展与儒学的制度化。孟子沿着周公“保民”和孔子“仁”的思想脉络，将“民本”思想推向新的高度。荀子更侧重于周公“礼”的秩序建构功能。孟荀分别从内在心性和外在规范两个角度，深化了周公奠定的德礼并重的思想传统，使儒家思想体系更加完备。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家思想服务于国家治理，他传承、深化了儒家思想。至此，周公所开创的德礼文明在国家力量支持下，成为塑造中华文明特质的核心力量，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两千多年的发展。
“精神源型”与新时代文化自信的创造性转化
通过对周公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将其“敬德”精神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保民”思想升华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将礼乐智慧转化为现代社会治理与文明建设的力量，将“和而不同”理念拓展为处理国际关系的中国方案，我们能够激活这一古老“精神源型”的生命力，使其成为涵养新时代文化自信的深厚源泉，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精神食粮。
超越符号化认知，汲取历史智慧。在新时代，我们需要摆脱对周公的符号化认知，回归历史本真。通过深入研读《尚书》《诗经》《周礼》等经典文献，结合考古发现与历史研究成果，全面了解周公制礼作乐的历史背景与思想内涵。对《尚书·周书》的细致解读，则能深入把握周公的政治思想。对历史本源的探寻，有助于我们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从而增强对自身文化根源的认同与自信。通过对曲阜鲁故城考古遗址的研究，我们可以直观感受到周公礼乐制度在当时的实践形态；将曲阜周公庙及三孔、三孟等儒家文化符号为代表的景区景点串联，开发出对儒家文化的游览路线和文化探源；从而改变当前三孔、三孟景区游客熙熙攘攘，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周公庙景区门可罗雀的现象，当地文旅部门（含导游解说词）应正确引导游客，来到曲阜，一定要去周公庙汲取邹鲁文化和儒家思想策源的“精神源型”。
激活“精神源型”的现代价值实现创造性转化。“敬德”思想的升华：将周公强调的统治者个人修养之“德”，升华为全社会共同遵循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实践。尤其注重领导干部的“敬德”建设，要求其为政以德、廉洁奉公，这是对“以德配位”思想的现代诠释。在新时代，通过开展党性教育、廉政建设等活动，引导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和价值观，使其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者和引领者。依据周公“敬德”的思想，周公庙中的伯禽台、问礼堂等，也应该如孔府、孟府中的棂星门、杏坛、冷板凳、戒贪图等景点一样成为济宁干部政德教育学院的现场教学点；这是让领导干部到周公庙汲取邹鲁文化和儒家思想策源的“精神源型”，恰恰是领导干部“政德”教育的好场所、好教材。“保民/民本”思想的现代发展：将传统的“民本”思想创造性转化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推动共同富裕，这是“保民”“惠民”思想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新发展。在实践中，我国实施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战略，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问题，正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践行体现。礼乐文明的现代诠释：摒弃传统礼乐制度中维护等级特权的时代局限，挖掘其追求社会和谐、注重教化的普遍价值。将“礼”的精神转化为现代社会的文明礼仪、行为规范和职业道德，如在公共场所倡导文明礼貌、在职业领域强调敬业奉献；将“乐”的和同精神融入现代文化建设，通过文艺创作、文化活动等形式，培育积极健康的社会心态与审美情趣。同时，通过赋予传统节庆、礼仪时代内涵，如曲阜周公庙可在春节、中秋节等节日与全国各地周公庙联动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增强文化认同感。
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文化强国建设。周公及儒家德主刑辅、礼法合治的思想，为新时代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提供了有益启示。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既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道德的教化功能，实现良法善治。通过公正司法等环节，弘扬社会正气；实现法律与道德相辅相成、法治与德治相得益彰。周公礼乐文明中“和而不同”的理念，为处理当今世界不同文明、国家和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中国智慧。倡导尊重文明多样性，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反对霸权主义和文明冲突论。在国际交往中，我国积极开展文化交流活动，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互鉴；“一带一路”加强了与沿线国家的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展现了“和而不同”文明观的实践价值。借鉴儒家重视教化的传统，将其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尤其是对周公思想源流的认知，贯穿基础教育、高等教育、政德教育和社会教育全过程。在基础教育阶段，通过开设传统文化课程、开展经典诵读活动，培养学生的文化素养；在高等教育阶段，设立相关研究机构，深入研究传统文化；在政德教育中，将传统文化纳入培训内容，提升干部的文化底蕴和理政能力；在社会教育方面，通过社区文化活动、网络媒体传播等方式，营造全民学习传统文化的良好氛围，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作者1系民盟山东省委科技委员会副主任、济宁市哲学学会副会长，作者2系民盟盟员、济宁市政协社情民意信息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