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事，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做好弘扬传承大运河文化包括济宁城区老运河保护开发利用，尤其应注重从深入挖掘大运河历史文化资源入手，精准认知济宁段运河独一无二的优势特色，以长远性、全局性、系统性、前瞻性的战略思维，凝聚起“走在前、挑大梁”的底气和智慧，持续擦亮“孔孟之乡、运河之都”城市品牌。
人类社会曾经诞生过四大文明，包括两河流域的巴比伦文明、尼罗河畔的古埃及文明、恒河之滨的古印度文明、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在这四大古代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并且不断兴盛的就是中华文明，其中的奥秘就是诞生于2500年前的儒家文化，以及后来融合交汇的运河文明接续和传承了华夏文明。
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随着儒家思想的形成和大运河的兴盛，以儒、运融合交汇生成的运河文化，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和引领者，使中华文明进入全新的运河文明时代。
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了称霸中原，委派他最为信赖的门人伍子胥开挖了连接江、淮，长达190公里的南北水道邗沟，标志着中华民族开始步入运河文明时代。之后，公元608年隋炀帝开通长达2700公里、中心在洛阳的隋唐大运河，也称南北大运河；公元1283年，元世祖忽必烈裁弯取直建成途经济宁、中心在济宁的长达1800公里的京杭大运河。
就这样，中国人民一代接一代，以勤劳智慧和坚强的毅力，由短到长，由局部到整体，不断地开凿整修，持续了2500多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一条在世界上开凿最早、流程最长、规模最大、运行最久、文明程度最高的人工河道。这是中国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
京杭大运河的全线开通，终于把我们祖先贯通中国南北的美丽梦想变为生动的现实，带来了中国各个领域的深刻变革。首要的一条，运河是维系古代中央集权的政治纽带。同时，运河又是一道繁华的经济走廊，是一张亮丽的城市名片,是对外开放交流的前沿和通道, 是展示治河治水技术的科技馆， 是一条绚丽的人文之河。
所以，对于大运河，历代王朝都看作是国家政治经济的生命线，明清两朝更是明确提出“政莫大于治河，功莫重于漕运”。康熙皇帝把“治河、平藩、漕运”作为三大国策，其中运河就占了两项。
2006年5月，在杭州召开的京杭大运河保护与申遗研讨会发表的《杭州宣言》，对运河作出了这样的评价：京杭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是流动的、活着的重要人类遗产。在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大运河为我国经济发展、国家统一、社会进步和文化繁荣作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至今仍在发挥着巨大作用。
从空间上看，流经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四省二市，连通钱塘江、长江、淮海、黄河、海河五大水系的大运河，流域面积达300万平方公里，占到国土面积的近30%，沿运城市居住着全国80%的人口。从时间上看，大运河的运营时间长达2500多年，与整个封建社会几乎是等同的。在这期间，大运河成为自汉代以来兴起的丝绸之路的主要通道、重要载体和枢纽，运河区域成为整个中国的经济发达之地、文风昌盛之区、万邦协和之域。
当时国家90%的税收来自运河区域，70%的状元出自于运河区域。在此基础上诞生发展起来的运河文化，不但引领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使中华民族成为被世界各国仰望的强国，而且兼收并蓄众家之长，创新升华为名副其实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极大地增强了我们国家的软实力。
运河的开通和兴盛成就了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由此可见，我们讲的大运河文化中的“文化”两个字，不是小文化，也不是中文化，而是大文化，是包含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科技文明、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文明”概念广阔内涵的文化。
中国大运河开凿、发展和兴盛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同长城一样，大运河已成为我国历史文明的记录和象征。正如国家《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指出的：“大运河记录了中国历史文化写不尽的厚重、壮美和辉煌。”把“运河文化”称作“运河文明”，道理和根据就在这里。
研究大运河，不花费更多精力去研究明清运河是不够的，因为明清运河不仅成就了大运河自身的又一个全盛时代，而且至今还“活”着，从黄河南岸经过山东济宁和江苏、浙江两省，1050公里的大运河仍然不知疲倦地日夜流淌，继续创造着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成为名副其实的活着的遗产、流动的文化。与此相向而行的问题是，研究明清时期的运河，不着重研究济宁段运河是不够的，因为决定京杭大运河命运的“几个第一”都诞生在济宁段运河上，济宁在“依河兴市”创造历史辉煌的同时，对建设运河文明也作出了无可替代的突出贡献。
追根溯源，济宁是靠运河发展起来的城市。京杭运河济宁段始凿于元代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间，距今已有742年的历史。运河开通前的济宁是个经济落后的小城，南宋爱国名将文天祥被俘解往大都途经此地时，曾留下了“百草尽枯死”“路上无行人”的诗句。
运河的开通和兴盛，为济宁提供了一条开放交流的大通道。济宁凭借运河中枢区段及河湖交融的地理优势，河道总督衙门及其分支机构累积形成的高层次人脉资源，以及诚信谦和的工商文明的巨大声誉，吸引汇聚了运河全线大量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把济宁的商业文明推向鼎盛时期，成为全国著名的33个工商业大城市之一，运河沿线7个对外开放的重要商埠之一。
当时的济州，上交国家的税银在包括北京、天津在内的中书省七个直属州中排第四位。有几句民谣，“济宁州，赛银窝，南门靠着运粮河。小闸口里真热闹，税务街上买卖多”，就是当时繁荣景象的真实写照。这是济宁段运河对建设运河文明的贡献之一。
贡献之二是大运河“神经中枢”河道总督衙门的驻节。长达230公里的济宁段运河处在大运河中枢位置，是整个运河的关键区段，而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有一个居高临下的南旺。
以被称为运河“水脊”的汶上县境内的南旺镇为中心，形成了“北比临清高90尺，南比江苏沽头高116尺”，难以通水行船的拱桥状地形地貌，加上黄运交汇带来的困扰和之前建造的“四水济运”工程，之后建成的“闸河”带来的管理上的困难，就形成了一个“水源少”、一个“黄河扰”、一个“管理难”这三大制约运河漕运而让朝廷最为头疼的难题。
所以，济宁运道的开辟与经营，始终是元、明、清历代朝务的重中之重。元、明、清三朝都把治理运河、管理运河，同时治理黄河的最高行政机构和相应的军事机构——元代称行都水监、明代总理河道、清代河道总督设在济宁，其下属的各级各类机构自然很多，加上朝廷派出的分支机构，使当时的济州多达“七十二衙门”。
仅明、清两朝，就有209任、190名朝廷二品以至一品大员署理总督，民族英雄林则徐就曾在当时的济州当过166天的河道总督。在运转过程中，以河道总督为核心的这样一个庞大行政治理体系，不仅直接承担治运司运和治黄的“事权”、直接参与治运司运官员举荐和任免的“人权”，还同时拥有或掌管自己军队的“军权”，并主要依靠军队来实现其总督职能。
济宁驻军最多时达1.3万人，一时间，济宁又成了朝廷不可一日疏忽的军事要地，康熙帝五次、乾隆帝六次南巡都驻跸济宁。沿运各地无不听命于来自济宁的指令，无不受制于驻在济宁的河道总督衙门，从而使济宁的地位凸显，理所当然地成为除京城之外的又一个政治中心和京杭大运河的河都——中国运河之都。
贡献之三是大运河“心脏工程”南旺分水枢纽的创建。南旺分水枢纽工程就是明代第一代河道总督、工部尚书宋礼支持汶上老人白英创建的。这项工程的创建成功，征服了南旺壁垒，解决了运河水源和因地势高差大而难以管理的问题，建立了保障京杭大运河近500年间畅通无阻，进而促成中华民族又一个全盛时代的丰功伟绩。
我国许多水利史学家认为，该项工程的科技含量和技术水平可与李冰父子建造的四川都江堰相媲美，代表了中国古代水利建设的最高水准，在世界水利史上也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贡献之四是熔铸生成了历久弥新的“运河精神”。南旺分水枢纽工程不仅创造了彪炳史册的治水科技成果，而且积聚了流芳百世的宝贵精神财富。为了创建南旺分水枢纽工程，汶上县白英老人和由他率领的众多民工，在测量、施工工具十分简陋的条件下，进行了长达8年时间的艰苦卓绝的奋斗。他们所表现出的“忧国忧民、敢于担当，百折不挠、自强不息，以忠事孝、舍身报国，开放包容、鼎力革新”的精神，以及不畏权贵的浩然正气，正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生动写照，也是运河文化的精髓，我们称之为历久弥新的“运河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讲，济宁同时又应该是中国京杭大运河上的“科技之都”“文化之都”“精神之都”。
贡献之五是开通了 “避黄行运”的泇河运道（泇运河）。从元代到明嘉靖时期，京杭大运河均在徐州与黄河相交，徐州至淮阴段利用黄河河道行运，使黄河与运河始终处在你死我活的纠缠中。且黄河常决口泛滥，淤塞航道，致使运河漕运时断时续，直接威胁大明王朝“生命线”的畅通。
到了明代后期，黄河扰运害运集中在徐州上下运段，迫使朝廷重点对济宁以南的运道进行改造与治理。从隆庆三年（1569年）开始提议开泇，到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开成通航。在前后长达35年的时间里，著名河臣翁大立、傅希挚、舒化龙、刘东星、李化龙、曹时骋等忍辱负重，竭尽全力，前仆后继，不惜将生命献给泇运河的开凿工程。
开通后的泇运河全长130公里，其中济宁段50公里，枣庄段30公里，江苏邳州段50公里。泇运河开通当年，粮船过泇者已达三分之二，而借黄河运道者仅三分之一；万历三十三年，过泇的粮船已达到8000余艘。从此，粮船避开了徐州至邳州一段的黄河运道，缓解了因黄河泛滥而造成的对漕运的危害，也为“避黄行运”寻求到一条成功之路。
这样，在明朝就出现了风格、功能不尽相同，但都显现出神奇效果的两大工程：永乐年间创建的南旺分水枢纽，解决了运河的“水荒”即“水源少”的问题；200年之后的万历年间开通的泇河运道，则在解决运河的“黄患”即“黄河扰”问题上发挥了重大作用。如果说“济宁通则全河通”，那么“泇河顺则全河顺”，这一“通”、一“顺”，上下衔接，珠联璧合，才保障了京杭大运河的漕运畅通。
贡献之六是拥有与邗沟同时期开凿的我国最早的运河。在吴国开通邗沟之后的第三年，仍然是出于战争因素的需要，吴王夫差又开通了西接河南济源，东连济宁泗河的运河——菏水。在我国地形西高东低，除“泰山之阳，汶水西流”这一特例外，大多为东西走向的大江大河，缺少南北沟通渠道的情况下，邗沟、菏水的开凿与之后大运河的开通，改变了人类的生存史、发展史、文明史。济宁同扬州一样，成为大运河的重要发祥地。
贡献之七是以“江北苏州”风貌为特征的城市文明。基本内涵是北方城市少有的“河渠纵横、园林众多、亭台楼阁、小桥流水”的南方水乡特色。这为今天建设美丽济宁提供了历史遵循，也为其他北方城市树立了绿色发展的样板。
贡献之八是诞生了全新形态的运河文化。济宁地处诞生邹鲁文明，被史学界称之为风水宝地的“汶泗流域”，有着8000年的文明史。中国历史上的五大圣人孔、孟、颜、曾、子思都诞生在这里，由此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久负盛名的“孔孟之乡”。
同时，作为“中国运河之都”的济宁，又是运河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和集中体现地。这样，济宁就同时具备了无与伦比的“儒家文化、运河文化”的丰厚资源优势和“孔孟之乡 运河之都”两大世界级品牌。
这种历史的机缘，使儒家文化的敦厚仁义同运河文化的开放包容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生成了以“沟通、包容、创新”为核心，以诚信谦和的工商文明为主体，以“敢于担当、鼎力革新”的“运河精神”为特质的独具特色的济宁运河文化。
单就思想文化范畴，就形成了以元代著名科学家郭守敬和汶上老人白英为代表的广大劳动人民在治理运河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忧国忧民、敢于担当，百折不挠、自强不息，以忠事孝、舍身报国，开放包容、鼎力革新的精神，以及在顺应自然中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科学理念。
以林则徐、潘季训、朱之锡为代表的数百位满腹经纶，满怀报国之志，献身治运大业的河道总督所奉行的忠孝为本、礼义为重、节俭为先、创新为要的做人为官之德，以孙玉庭孙氏家族为代表的诗书传家为本、忠孝礼义立德、包容创新建功的家族文化，以玉堂酱园为代表的运河工商业形成并恪守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诚信为本，礼仪为先”“买卖不成情义在”等为主要内容的儒商文化理念和行为规则，以及民俗文化通过戏剧曲艺上演岳家军精忠报国、杨家将代代忠良、小姑贤倡导家庭和睦、墙头记鞭挞不孝行为等优秀传统剧目，将忠孝节义等传统美德口口相传，代代相袭，使之成为中国人祖祖辈辈笃行恪守的道德信条等等。
所有这些由大运河与运河文化不断创新并传承的中华民族的血脉和基因，熔铸生成了以自强厚德为核心的中国品格，以爱国创新为核心的中国精神，以开放包容为核心的中国智慧，进而凝聚生成了大气磅礴的中国力量，将儒、运融合交汇形成的济宁运河文化提升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干及主流和主脉。在之前已经实现的贞观之治以后，引领古代中国成就了又一个人类历史上的社会发展顶峰——康乾盛世。这是济宁的无上荣光，也是大运河乃至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在诸多贡献中，河道总督衙门的驻节，南旺分水枢纽工程的创建，儒运融合交汇的运河文化，是济宁独一无二的，也是其他运河城市不能企及的绝对优势，是激励我们继续前行的内在动力。我们应当进一步增强在全省乃至全国运河城市中走在前列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
正是位列全国第一和前列的这些关键节点，使大运河得以把济宁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生态等方面推到了在全国举足轻重的历史位置，成为统驭大河南北的“中国运河之都”和居于中华文明顶峰的文化圣地、工商重地、水工科技高地、生态文明宝地，从而使大运河在保障那个时代国家的统一、经济的发展、民族的融合、文化的交汇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南旺分水枢纽工程的创建，就不可能有京杭大运河近500年间的畅通无阻；没有总督衙门几百位总督强有力的领导、指导、协调和调度，大运河在我国政治经济生活中就难以发挥那么重要的作用。
如果没有河道总督衙门的驻节，南旺分水枢纽工程的创建和儒运融合交汇的运河文化引领的这“几个第一”，就不会有大运河的又一次全盛，也就不可能诞生博大精深的运河文化、运河文明。
在济宁段运河形成的儒运融合交汇的运河文化所具有的广泛开放性、巨大包容性和超绝先进性，所蕴含的思想理念、价值取向和文化特质，正是当今世界公认的衡量文化先进性的核心标准。因此，在对外交往领域，可以同儒家文化珠联璧合，成为更易于被世界各国接受的软实力。
回溯运河历史、运河文化的“本来”，对我们开创未来可以提供哪些启示呢？其一，应当首肯的就是大运河善于沟通的本能。正是这种本能和由此产生的无限活力，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政治的沟通，促成了国家的统一；经济的沟通，造就了古代中国的几度繁盛；民族的沟通，实现了我国多民族的融合；文化的沟通，形成了多元一体的大中华文化。同时，由“沟通”引发和融入的“包容、创新”，共同构成了运河文化的核心，成为运河版的融合发展模式。
其二，可以比较清楚地了解和把握城市的个性和特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从人文的角度讲，是“运河之都”，具体表现在以运河的开凿、管理、运营为主要内容的漕运文化和以总督衙门为代表的历史文化；从生态的角度讲，是“江北苏州”，具体表现在北方城市少有的水城风貌。这是我们实施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的历史遵循。搞清楚这个问题，就可以准确把握城市建设和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定位，不走或少走弯路。
其三，在思想文化的范畴，由于汲取了中华主体文化即儒家文化的精髓，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道德营养，以及在顺应自然中改造自然的人水和谐的科学理念，成为我们建设大运河文化带，进而实现现代济宁人的“运河梦”取之不尽的动力源泉。
在现代，济宁段运河有两大贡献：其一，210公里的主航道和9600万吨的年货运量，在12个仍然通航的运河城市中排在第一位；其二，就单个运河城市讲，济宁推动申遗的贡献也是应该排在第一位的。在这方面，自2001年提出“关于把保护修复南旺分水枢纽工程纳入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建议”，拉开全国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序幕。2003年对大运河进行全线考察，呼吁沿线城市联合申遗；2004年在济宁市举办“第二届京杭大运河文化艺术节”，促成18个运河城市形成联合申遗共识；2006年，来自济宁的代表参加全国政协在杭州召开的“京杭大运河保护和申遗研讨会”并作专题发言，全程参与了大运河申遗和运河文化研讨的各项全国性活动，所提出的“申遗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利用是最好的保护”“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保护”的科学理念得到广泛认可。2014年大运河申遗成功后，逐步探讨形成的后申遗时代关于大运河和运河文化“一要保护，二要传承，三要利用”等理念和思路，为建设大运河文化带提供了决策参考。
在弘扬儒家文化，保护大运河和传承利用运河文化工作中，作为载体的“三孔”和大运河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孔孟之乡 运河之都 文化济宁”城市品牌横空出世，济宁段运河所独具的特色文化绽放出绚烂的时代魅力。尼山论坛越办越红火，在我国同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进程中，已形成“南有博鳌，北有尼山”的宏大格局。
济宁城区老运河保护开发利用生机勃勃，济宁段运河已成为又一个国内外游客的热门打卡地和举办重大赛事的首选地，以“江北苏州”风貌为特色的城市建设也日新月异。发挥“黄金水道”传统优势，航运物流突飞猛进，济宁家门口就是出海口。现代济宁人建设“天蓝水清、树绿荷香，风景如画、宜游宜居，社会和谐、百业兴旺”美丽济宁的“运河梦”正在成为现实。
①渭河水街
②尼山圣境
③太白楼
④运河记忆历史文化街区
⑤龙拱港
⑥鸟类栖息地 ■杨国庆 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