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儒海

大中祥符元年文宪王赞并序碑由宋真宗于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十一月三日竖立，记载了真宗在曲阜追谥周公旦为文宪王并为其设庙一事。此碑位于周公庙元圣殿前，碑高3.5米、宽1.2米、厚0.38米，由真宗御制、御书并篆额。碑刻内容分为序言与赞词：序言概括周公一生夹辅文武、垂范成康、措刑辟、制礼乐、封伯禽、开东鲁等功绩；赞词四字一句，共八句，文辞严肃，合辙押韵，文意与序言相近，乃对周公一生功绩的赞颂。

周公姓姬名旦，为周文王姬昌之子、武王姬发之弟，对西周作出过巨大的贡献。周公辅佐武王讨伐商纣、治理朝政的故事广为人知。《礼记·明堂位》曰：“昔殷纣乱天下，脯鬼侯以飨诸侯,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纣。”《史记·周本纪》载：“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关于周公辅佐武王时的举措，从《全三国文·董巴·历议》“武王作周历，周公作鲁历”的记载中可知周公协助武王制定历法，以正四时；《周书·作雒》有“周公作太社于国中……将建诸侯……以土封之”的记载，意即周公帮助武王制定封邦建国之原则，奠定了西周的政治制度根基。武王死后，据《礼记·明堂位》载，周公因成王年少而摄政，制定礼乐，并于七年后还政成王，保障了武王、成王权力交替之际政局的平稳过渡。《史记》载，周公诛杀作乱的武庚、管叔、蔡叔，震慑了东方的叛乱势力。后人对周公评价极高，尊其为辅君佐政、制礼定乐之圣人。

碑名中“大中祥符”是宋真宗于景德五年（公元1008年）初更改的年号，取自天降“天书”之名“大中祥符”。宋辽战争后期，真宗虽御驾亲征，但未取得显著战果，被迫与辽国签订耻辱的城下之盟，每年交割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给辽国，史称“澶渊之盟”，此事素来使真宗意不能平，故而真宗考虑借助“天命祥瑞”以威压辽国、宣示正统。《续资治通鉴长编》载，景德四年十一月，真宗向王钦若讨教不用兵而镇服四海的方法，王钦若答曰：“封禅是已。然封禅当得天瑞……天瑞安可必得，前代尽有以人力为之。若人主深信而崇奉焉，以明天下，则与天瑞无异也。陛下谓河图、洛书果有此乎？圣人以神道设教耳。”真宗又问杜镐河图洛书之事是否为真，亦得到“圣人以神道设教”的答案，遂笃定借托圣人“以神道设教”之精神伪造“天书”、封禅泰山的决心。但考虑到时任宰相王旦并不赞成此事，真宗便私下邀王旦饮酒，酣畅之时赠王旦美酒一坛，曰“此酒极佳，归与妻孥共之”。王旦归家后打开坛子，发现坛中竟盛满珍珠。真宗以如此姿态恳求王旦，王旦自然只能支持真宗大行“天书”、封禅之事。于是在景德五年正月，真宗召见群臣宣告梦及神人、预降天书一事，并在左承天门南鸱尾之上迎请事先放置好的“天书”，由王旦带领群臣朝拜庆贺。为纪念这一祥瑞，真宗以“天书”之名，将年号“景德”改为“大中祥符”。

迎“天书”事件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引来了后续由宋真宗推行的一系列文化政策。大中祥符三年甲戌，兖州父老一千二百八十七人上书请真宗封禅，在真宗几番推脱与群臣频频奏请之后，真宗决定于十一月去兖州封禅泰山。到达兖州后，真宗并未即刻前往泰山封禅，而是前往曲阜祭拜文宣王孔子，随后追封齐太公为昭烈武成王、周公为文宪王。宋真宗在封禅之前祭拜孔子、为周公设庙追谥的行为，体现了北宋崇文之时代风气。宋朝结束了五代乱世，为扭转五代武人接连不断的篡政现象，自太祖、太宗以降，宋朝历代皇帝着力抑制武人势力、崇尚文官政治。至真宗朝时，“上崇尚文儒，留心学术，故武毅之臣无不自化”（《续资治通鉴长编·真宗景德二年六月乙未》），可见尊孔尊儒、崇文抑武是宋朝国策所在。

为何由真宗开先例追谥周公为文宪王并设庙祭祀？宋代文人政治的内核乃尊孔尚儒、崇文抑武，追谥一位在历史上备受儒家推崇的圣人，可以营造尊尚儒术的社会风气、聚拢天下文人之心，以维护宋之统治。封禅一事以兖州父老请愿为发端，追谥东鲁之地引以为傲的先驱者周公和姜太公，是对东鲁人民支持封禅一事的回馈，也是一种安抚民心的高明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