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碑位于孔庙十三碑亭院，刻立于明宪宗成化四年（公元1468年）六月，高170厘米、宽95厘米、厚20厘米，碑额篆书“大明”。此碑由衍圣公孔弘绪、曲阜世职知县孔公锡竖立，碑文由经筵讲官孔公恂撰写。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便一直占据中国政治理论体系的核心地位。历代帝王大多受过儒学教育，明宪宗朱见深便是其中一例。朱见深尚为太子之时，便勤于儒学，圣裔孔公恂当时担任经筵讲官，为朱见深传授术业，“讲明二帝三王周孔为治之道”。长久的儒学熏陶使朱见深对作为“至圣先师”的孔子十分尊崇，碑文记载他每次参与经筵前都“执弟子之礼”于孔子。由此可见，早在即位之前，朱见深便有崇儒之心，这为他后来下令重修全国孔庙埋下了伏笔。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正月，明英宗朱祁镇驾崩，朱见深即位，是为明宪宗，改元成化。宪宗即位后随即颁布崇文尊儒的政策，大兴儒学并下令修缮各地孔庙，并重点关照了孔子故乡曲阜的孔庙。

事实上，后人对孔子的尊奉早已有之，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末期鲁哀公为孔子修缮家宅。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孔子去世，鲁国国君便将孔子旧宅改为“寿堂”，保存孔子生前衣冠、琴瑟、书籍等，供人瞻仰祭拜，这是孔庙的雏形。但此时鲁人对孔子的祭祀更多带有自发纪念先贤的意味，无固定的官方礼制。到汉代，孔子的地位一路跃升。汉高祖刘邦在公元前195年经过曲阜之时，以太牢之礼祭祀孔子，开创了帝王祭孔的先例。后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成为官方意识形态，曲阜孔庙开始由国家维护。到隋朝时，隋文帝下令“州县皆立孔庙”，孔庙由此普及全国。唐承隋尊孔之风，太宗皇帝在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尊孔子为“先圣”，玄宗时又加封孔子为“文宣王”。宋元时期孔子的封号继续上升，宋真宗封孔子为“至圣文宣王”，寓意为最高圣人。元代更甚，元武宗至大元年（公元1308年），孔子受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大成”意为“集圣之大成”，这是孔子官方封号的最高级别。明代则对孔庙进行扩建，明成祖迁都北京后，修建北京孔庙，同时曲阜孔庙也不断扩建，形成了今天的规模。到了清代，皇帝开始更加频繁地亲临曲阜祭祀，其中乾隆更是八次南巡祭孔，是亲祭孔子次数最多的皇帝。历代王朝对孔子的尊崇可见一斑。

明宪宗诏令既下，随即朝廷便令巡抚山东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贾铨主持重修工作，目的是将阙里先圣庙“去故易新，用特瞻仰”。以按察司知事杨昇等为代表的众多官员亲自来到现场督工。曲阜孔庙的翻新工作从天顺八年九月正式开始，经过一年多的施工，于成化元年十一月修缮完成。曲阜孔庙是全国孔庙的代表，圣人故里孔庙的修缮工作是成化朝尊儒崇文的缩影。故而曲阜孔庙翻新工作完成后，就有相关部门提出重修阙里先圣庙，“诚一代盛典，不可无之，是以纪成功”，应该立碑纪念。不久朝廷便派巡抚山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原杰前往阙里，最终选定在大成门以南、洪武与永乐年间旧碑东侧的位置立碑，相关工作仍由按察司杨昇监督。透过重修孔庙与立碑两件事可知，主持工作大局的都是都察院副都御史。

成化三年，纪念重修孔庙的碑立成。新碑高大宏伟，碑文强调了孔子之道的重要性，认为孔子之道如“布帛菽粟民生日用有不可缺”，是千万世都应遵守的常道。朝廷重修孔庙和立碑两件事，得到孔氏后裔的积极配合，其中，衍圣公孔弘绪、第五十五代族长孔克珣、曲阜世职知县孔公锡等人牵头立碑之事，并在成化四年完成了相关工作。

此碑竖立之时距今已近六百年了，虽间隔久远，物是人非，但人们仍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明代官方对孔子的尊崇。碑文对重修孔庙与立碑之事的记载，为今人触摸那个时代提供了便利，不禁让人感叹碑刻的恒久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