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宝进（任城区）

老家高坡上，零星长着些不起眼的臭椿树。这在北方是再寻常不过的乡土树种。可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它却浑身是宝——每年小雪过后，树干便会渗出一种晶莹剔透的胶。那是我母亲熬过寒冬的指望。

打记事起，我就懂得“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天还漆黑，我便开始“作业”：左手捏着火柴盒，右手握着锋利的小刀，两手默契配合，在六棵产胶树之间忙碌。约莫一个钟头，便能完工。

我总是一路蹦跳着满载而归。母亲会停下手中的活，摸摸我冻得通红发紫的脸和手，看着沉甸甸的收获，眼里又是喜悦，又是不忍：“你这野孩子，万一碰上野狗、野猫怎么办？摔着了怎么办？”有时天太黑，她实在不放心，就放下活陪我去。其实家里连手电筒都买不起，母亲在黑暗里也帮不上忙，白天她的眼睛又跟不上。我知道，她是来给我壮胆的，也是来“观战”求个安心的。

那是我的“高光时刻”。到了树下，我如闭目下盲棋，对树看也不看，或跪或趴，或踮脚或上树，手脚麻利，动作自如，一小时准能结束“战斗”。表演完毕，母亲果然放心不少，一手牵着我，一手拿着战利品，满意地回家。

晚上，母亲在煤油灯下仔细分拣：块大、晶莹无杂的，算一等胶，放在一旁待分配；碎末、暗淡有杂质的，是二等胶，收进罐头瓶里留给自己用。一等胶总要分成三份：姥爷一份、二大娘一份、六姑一份。分完胶，母亲总会轻声念叨：“你姥爷手上年年开口子，村里臭椿树少，他年纪大了，别人也指望不上……你二大娘眼神不好……你六姑家都是闺女，怕黑……”

分完胶，母亲的“仪式”才真正开始。她把罐头瓶里的胶小心倒在薄铁片上，凑近灯火慢慢烘烤。不一会儿，胶融化了，又渐渐凝固，满屋弥漫着一股独特的清香。母亲将针尖在火苗上烧红，往胶上一烫，一滴清香的胶便精准地落在伤口上。起初她会微微蹙眉，不一会儿，抚摸着覆上胶的伤口，脸上便浮现出安详而幸福的神情。那胶也实在神奇，不出几日，母亲的手便愈合了。可大约一周之后，伤口又会复发，一切便又重来一遍。

刮胶时，天冷、天黑都不算什么，最怕的是无胶可刮。记得有一年大雪后，天持续严寒，积雪不化，正是用胶的紧要关头，产胶量却少得可怜。我忍不住向那棵长期“怠工”的臭椿树撒气——原本我有七棵树，偏偏这棵夹在大树中间，既不通风也不透光，连活着都勉强，更别提“作贡献”了！母亲听了我的抱怨，在那片高坡上转了又转，终于为它选了个新家。次年春天，这棵树正式“搬迁”。我一有空就为它浇水施肥，它竟也争气，当年就枝繁叶茂，焕发生机。从此，我的地盘多了一处，母亲的一等胶源也宽裕了不少。

从上小学前到初中毕业，十几年来，我为母亲刮胶从未间断。等我能够独立操作，母亲真正放心之后，我记忆最深的是她常说的几句话：“儿长大了，娘也老了，真应了‘养儿防老’这句古话；越老才越觉得孩子的用处，孩子有用了，老了才不难。”

母亲的这些话，我听了几十年，也看了几十年。从似懂非懂到渐渐明白，我一直尝试着让我的孩子也能懂得。听着这些话，品着这些话，我从一个懵懂玩童走到两鬓斑白，从故意逞能到刻苦用功，再到努力工作——很大程度上，只是想成为父母心安的理由，成为他们可以依靠的港湾，不让他们有太多牵挂，也无谓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