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我身边的文学热 杨建东 上世纪80年代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曾卷起一阵文学创作阅读热潮，持续了好多年。 1977年到1980年，一些重量级的文学作品陆续出版，各省市的文学杂志如雨后春笋，报纸一阵风似的连载文学作品，其中的很多占据了文坛、银幕的主要位置。 阵阵春风扫过，文艺原野上茁壮生长着小说、诗歌的禾苗，满目绿色吸引着男女青年，纷纷拿起笔来描绘绿色的茁壮、金色的收获。从企业、军营到农村，凡能写成作文的年轻人，时时观察周围群体，天天创作小说、诗歌，白天上班打腹稿，晚上下班写初稿，管它水平高低匆匆邮给编辑部。 投稿人剪掉信封的一角，在缺口处写上“稿件”，可以免付邮资，所以，投稿都是发给十个二十个编辑部。倘有幸收到编辑部退稿信，也能摇着信封谝几天，甚至当作吹牛的资本。 我们微山湖区小县的文学狂热，可以说是全国文学热潮的缩影。 1982年，我们7个文学青年协商，县城这么多搞创作的都是单兵作战，缺少核心，咱学梁山好汉啸聚山林，上山入伙，办个辅导班，提升本县的文学创作水平。就请中学的侯老师讲课，请化肥厂团委书记当班长，通知了三十多名文学爱好者听课。 开课那天晚上，陆陆续续来了63名男女青年。我们7个班委手忙脚乱，增添桌椅，侯老师喜形于色，侃侃而谈。乱中有趣，忙中取乐，还划分了小说组、散文组、诗歌组，要求大伙下周带来习作分组讨论。 大伙兴致勃勃，写劲十足。哪知到了下周听课，涌来一百多名虚心好学的年轻人。一个教室装不下了，不少人站着静听朗诵习作。女孩的习作，千篇一律描写爱情。 维持了三个月，负担不了讲课费和印刷学习材料费，辅导班不了了之。场子虽然散了，大伙并未削减创作的热情，便各立山头，以文聚拢，互改习作，都交费参加南京青春文学院和山西大学的刊授函授班，将习作邮过去，人家提出修改意见再邮过来。 文友在街上碰面必谈文学，必论诗句，说我投了几十篇，他投了近百篇，可笑的是没听说谁发表一篇。有一人吹唬在《人民文学》隆重发表一篇，大伙笑而不信，问第几期，他吭吭哧哧说不清楚。 那几年，全国疯写痴写的多，各级刊物应运而生，发行量大增。刊物多了，写作的人更多。青年男女都想把有追求、有理想、有信仰的“文学青年”的光环套在头上，也好找对象呀。 再说我吧，写诗写了8年，一稿多投，足有千次对着《人民日报》《人民文学》《诗刊》等报刊，结果统统石沉大海。妻子骂我写憨了写傻了写成精神病了，连娃娃也不顾，连家务也不干，骂声如雷也干扰不了我的诗兴。 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非发表几句诗给她看不可。后来与诗离异了，它撇给我一堆《诗刊》和二百多册古今诗集，还有两箱子杨氏诗稿留作纪念，妻子笑道：精神病也有出院的一天。 在那场读书热、写作热的浪潮席卷下，那一代青年人创作了大量工业发展、纯洁爱情、讴歌正义、针砭时弊的文学作品，由于水平不高难以发表，再加上结婚生子、下岗失业，绝大多数人的写作狂热渐渐冷却了，痴病康复了，也有极少数人持之以恒，看到了创作道路上的希冀之光，向前的步子更坚定了。 那个全国性的创作热潮、读书高潮、学习浪潮已过去四十多年，那种热爱文学、讴歌时代的激情是发自肺腑的，热爱写作的疯狂是血液冲动的，今天的年轻人已无法理解那时的青春激情。 ■苗青 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