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杭州，听当地人特别是女士说话，就像年轻时看过的越剧电影《红楼梦》《梁山伯与祝英台》，总有一种软绵绵的感觉，诸如才子佳人、吴侬软语、柔情万种之类的词汇，也在脑海中不断地浮现。
这杭州话吴侬软语的，加上这城市水系发达，西子姑娘天生水灵，也就没有什么必要大惊小怪了。
吴侬软语虽然好听，但对外地人尤其北方人来说，要听懂还要做点功课。其实这道理也不复杂，杭州位尊浙江首府，早在春秋时，“先属越，后属吴，复属越”。五代十国，更是吴越国都，想必这吴语便是唯一畅通的官方语言了。
最近去了杭州，听一位老杭州的一番说道，对杭州有了新的领悟。
杭州话并不是清一色的“吴侬软语”，而是浙江北吴语，范围略大于杭州城区，大致从笕桥至拱宸桥、古荡、北高峰、天竺山、五云山、钱塘江边。
语音结构是地道的吴语，但具有不同于浙江吴语其他方言的特点。有人考证，杭州话缺少“文白异读系统”，许多词语的用法与普通话相同，比如不说“锅子、事体、面盆” ，而说“锅、事情、脸盆”。
有很多儿化音，而且自成音节，如“姑娘儿，老头儿、疯婆儿、小伢儿”，儿尾词成为一大特色。这儿化音，在北方话中较常见。
很多杭州人的语言和生活习性，也带有北方特别是开封人的特点。就像河南人爱吃面食特别是面条，杭州人除了米饭，爱吃面条也是出了名的。
那么，杭州作为一个典型的南方城市，语言和生活习惯怎么会有这些特点呢？
公元1127年，金国四太子兀术带兵攻破北宋首都汴梁城（今开封），俘获北宋徽钦二帝及后宫、百官。同年，宋钦宗之弟赵构逃往南方，在应天府（今南京）做了“南宋”的皇帝，史称宋高宗。接着，被金兵追击，带领宠臣汪伯彦、黄潜善等人，从应天府逃到扬州，一意享乐。
1129年（建炎三年），赵构置行宫于杭州，为行在所，升为临安府，治所在钱塘。辖钱塘、仁和、临安、余杭、于潜、昌化、富阳、新城、盐宫9县，地域与唐代大致相当。
公元1129年九月，金兵渡江南侵，宋高宗又率臣僚南逃。1130年夏，金兵撤离江南，高宗才又回到临安府，并于1138年正式将临安定为南宋的都城，建立了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直到1276年被元朝攻占。
赵构为何选杭州作为都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杭州经过北宋150多年的发展，已成为规模很大且比较富足的城市。
北宋时，杭州为“两浙路”的路治；大观元年（1107年）升为帅府，辖钱塘、仁和、余杭、临安、于潜、昌化、富阳、新登、盐官9县，人口已达20余万户，是江南人口最多的州郡。
到南宋时，杭州进入鼎盛时期。绍兴八年（1138年）南宋定都杭州后，“城垣因而大事扩展”，分为内城和外城。内城，即皇城，方圆九里，环绕着凤凰山，北起凤山门，南达江干，西至万松岭，东抵候潮门，在皇城之内，兴建殿、堂、楼、阁，还有多处行宫及御花园。外城南跨吴山，北截武林门，西连西湖，东靠钱塘江，气势宏伟。设城门13座，城外有护城河。
建都后，原北宋都城汴梁的权贵们，逐渐大量“麇集杭州”。同时，南宋在江河码头或交通要冲设接待处，专门接引安置大批西北流民。在流民南移中，官吏、士人、商贾、工匠、僧道、艺人等大批北方人进入临安，使“人烟稠密，户口蕃盛”。
20余年间，累计接引300万人次。到咸淳年间（1265—1274），包括所属县域，居民增至124万余人。另有史料认为，临安人口规模已达150万人，就府城所在的钱塘、仁和两县而言，人口也达43万余人。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切见临安府……西北人以驻骅之地，辐辏骈集，数倍土著。”另有文章称，“西方最繁华的城市威尼斯也只有十万人口。今天的世界各大都会，当时还沉浸在一片蒙昧的幽暗之中，只有杭州的南宋皇城，灯火映彻碧空，映亮了世界的东方。”
人口的增多，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创造了条件。临安手工作坊林立，生产各种日用商品，尤其丝织业的织造技艺精良，能产出许多精巧名贵的丝织品，在全国享有盛名。
据《武林旧事》等书记载，南宋时的杭州商业有440行，各种交易甚盛，万物所聚，应有尽有。对外贸易相当发达，有日本、高丽、波斯、大食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之有使节往来和贸易关系，朝廷专设“市舶司”以主其事。
西湖风景区经过修葺，更加妩媚动人，吸引了中外游客；酒肆茶楼，艺场教坊，驿站旅舍及夜市也很兴盛。“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南宋都市经济的繁荣，不仅超越前代，而且居世界前列。
南宋时，杭州还是全国的文化中心，设立了最高学府——太学，还有武学、医学、算学、史学等各科学校，临安府学及钱塘、仁和两县学的学生近千人。这里书铺林立，刻印书籍精良。绘画艺术甚盛，“西湖十景”就是由南宋画院题名的。
这里要说到外来语言特别是开封话对杭州话的影响，在南宋以前，杭州城里的人口结构与江南其他地方差不多，都是由本地人与外来移民构成。而移民不是很多，且陆续迁入，即使方言不同，对本地影响也不会很大。东晋和南朝期间、唐朝安史之乱以后，江南地区都有大批北方移民迁入，使江南的方言增加了不少北方话的成分，但杭州的移民状况与周围地区并没有明显区别，对方言的影响也没有什么差异。
开封话对杭州话产生重大影响，是在靖康二年（1127年）即北宋覆灭、南宋在杭州建都之后。“黄河流域的人口大量南迁，一次次的移民浪潮一直延续到南宋末年。”
自绍兴元年（1131年）起，临安（今杭州）一直是南宋的“行在所”即临时首都，此后的143年间都是南方的政治中心。因此，从北宋都城开封南迁的皇室和部分皇族、文武官员、商人、士人、市民、士兵、僧尼，大多集中在临安。
由于这批移民身份特殊，数量较多，居住集中，定居杭州后依然说开封话，在杭州城内形成了开封方言区。来自北方其他地区的移民，方言与杭州话有很大不同，却与开封话接近，自然会选择向开封话靠拢。
开封话成为朝廷官话，也成为杭州的强势语言；而杭州土著为与这些处于统治地位的开封人打交道，要做官、上学、经商、当仆佣，也只能学说开封话。久而久之，开封话成为杭州一带的方言，完全取代了原来的方言。
当然，在此过程中，移民或多或少受到本地方言的影响，新形成的“杭州开封话”与原来的开封话也有差异。“南方的腔调，北方的字眼，一来一去，相互融合，就成了现在的杭州话。”
南宋灭亡后，杭州失去了首都和南方政治中心的地位，但经过100多年，“杭州开封话”已经成为杭州人的母语；而且元朝以来，杭州一直是省级政治中心，经济文化发达，杭州人对周围地区继续保持着优越感，杭州话也是一种相对强势的方言。
由于元明清三代的首都一直在北方，北方话是“官话”，带点北方味的杭州话因接近北方官话而保持着身价，更有利于它的延续。
人们怎样看待杭州话现象？宋代路德章《盱眙旅舍》：“浙近中原语音好，不知淮水是天涯。”明代陈全之《蓬窗目录》载：“杭州类汴人种族，自南渡时，至者故多汴音。”另一位明代人郎瑛，也注意到了杭州方言这一特点。他在《七修类稿》中指出：“（杭州）城中语音好于他处，盖初皆汴人，扈宋南渡，遂家焉，故至今与汴音颇相似。”
清代毛先舒《与婿徐华徵书》：“汴为中州，得音之正。杭多汴人，随宋室南渡，故杭皆正音。”看来，明代的杭州方言，比今天更接近北方的开封话，而且，时人对语言的融合多持赞许态度。身为杭州人的郎瑛，更是为杭州话接近开封话而颇感自豪。
当然，我们不能否定这样一个事实：一个地方人的定位，是与当地兴衰有关的。河南长期处于“天下之中”，农业发达，商贾云集，洛阳、开封拥有首都或陪都地位之时，外地人自然会以成为河南人为荣，不会也不敢歧视河南人。即便是北宋兵败如山倒，但当时随宋室南迁的河南人也大多是皇族、高官、名流，到了首都临安（今杭州），其地位也是举足轻重，谁又敢怠慢。
但近代以来，河南常与天灾人祸、“水旱蝗汤”连在一起，河南人的优点才被慢慢遮蔽。故而，似乎与古人的包容不太一样，当今一些人对杭州话包含北方元素，表示出某种情绪。
有文章这样描述：“由于怀念在首都开封的辉煌岁月，这些来自北方的统治者（指开封在浙江以北）于是按照开封的样子建设杭州，于是当时的杭州俨然成了一座北方化的城市。河南话与绍兴土语（当时杭州通用正统的越方言）经过千年的混乱杂陈，杭州话也因此带有浓重的北方味道，是长江三角洲唯一具有北方口音的城市。”
其实，开封话影响的不仅仅是杭州话，“北宋南渡对南方的影响很大，全国各地很多方言都受到了影响。” 也有观点认为，说杭州话是开封话和越人绍兴话的结合并不一定有道理，事实上，杭州话更像是元朝官话和越人绍兴话的结合。因为杭州人大多是南方越人后代，也有些是北方官宦甚至是蒙古人的后代。■成岳 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