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文学界的革命时代，杂文、小品文、随笔极为风行。《论语》《人间世》提倡幽默、谐谑、趣味，《新语林》《太白》则侧重抨击时弊。林语堂的办刊方针是“幽默至上”，徐懋庸、陈望道的办刊方针则是“面对现实”，两者的办刊思维截然不同。然而，还有一类期刊试图兼容以上两种风格，这便是学界鲜有关注的《芒种》半月刊。
《芒种》创刊的缘起
1935年3月5日，《芒种》正式创刊，主编是著名的杂文家徐懋庸和散文家曹聚仁，编辑部设在上海金神父路花园坊107号。创刊号至第8期由上海群众杂志公司发行，从第9期改由上海北新书局发行。创刊号的封面是一幅牛耕图，图中柳枝低垂，农夫赶牛犁田，寓意深刻。
1934年7月5日至8月20日，徐懋庸曾编过4期《新语林》半月刊，后因发行该刊物的上海光华书店不能按时付作者稿酬，使徐懋庸觉得对不起作者，于是辞职。不久，《社会日报》登出消息说，徐懋庸将继《新语林》而编辑《芒种》半月刊。
举出了刊物的名称且说徐懋庸将要编辑，这个消息似乎很可信了，谁知并不确实，但也并非空穴来风，只是别的一些事情的误传罢了。
徐懋庸辞去《新语林》编辑后，接着加入了上海生活书店一个半月刊的编辑委员会。那个半月刊正值筹备，名称未定，最后决定采用陈望道所拟的《太白》。
在《太白》定名的次日，徐懋庸忽然想起《律历志》上二十四节气的名称，觉得其中的“惊蛰”和“芒种”等可作刊物名称。后与曹聚仁谈起，也以为很好，而且特爱《芒种》。而既以《太白》定名，“惊蛰”“芒种”的便是白想了，他们颇有惋惜之意，但事实上也未必要办一个《芒种》半月刊出来。
《社会日报》的误传，大概是根据曹先生关于这事的闲谈所报道的。
1935年初，上海群众杂志公司要办一个刊物，请徐懋庸、曹聚仁合编。徐懋庸稍作考虑，就答应了，并和曹聚仁商定，乘机就把“芒种”两字用了出来。
徐懋庸同意办此刊物的考虑经过是这样的：“一则，这两年虽说是杂志年，杂志已经办得很多，但是我看到人们发表文字的地方还是嫌少，我们也来办一个，给大家多一点说话的机会，这事未始不好；二则，现在的刊物除了一些低级趣味的，多取庄重严肃的态度，每逢世上的卑污之辈，辄不屑与之周旋，如《西游记》中的二郎神，当孙悟空变作鸟时，就不肯跟它斗法。但我以为鸟终不能听其逍遥自在，你的不屑，在它竟会看成不敢而自鸣得意的。所以，在该斗法而又非取某种态度不可的时候，他们自己实在不必硬搭固定的架子。因此，我想另办一种态度比较放纵的刊物起来，让大家可以不必矜持，随便说话，也还有点意思”。
曹聚仁的想法也和徐懋庸相同，他们就把这个刊物办了起来。由此可知，他们的动机实在是并不堂皇的，不过他们也并不想真个自轻自贱，而以一种平和心态坚持文学事业。
徐懋庸指出：“至于‘芒种’这个名称，我们虽很爱它，却并不用以表示希望收获丰富之意。在这不是水灾便是旱灾的年头，我们知道丰收定是无望的，况且丰收也会成灾呢！但我们毕竟都是农民之子，农民的习性未除，所以，不问收获如何，在应该耕耘的季节，总是要耕耘耕耘的。动机如是之平凡，收获又未可逆料。这个小刊物，对于社会，当然不会有什么伟大的贡献，所以，它的本身也不会有什么光辉的前途。但我们不管这些，只想和我们的朋友们老老实实地做到哪里就哪里罢了!”
曹聚仁和徐懋庸开始酝酿筹备创办《芒种》时，就引起了业界的关注，市场上就有这样的消息：多数人认为《芒种》将与《太白》《人间世》呈鼎足之势。曹聚仁对此言论甚为惘然，《芒种》为什么要挤在《人间世》之类之间呢？他自谦地说：“《人间世》之类是正生正旦，他们斯斯文文做点戏，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我们这‘丑角’插进去打诨，打破那幽闲宁静的空气呢？《芒种》并不会而且不愿意挤在《人间世》之类之间吧！”
半月刊这一群里有所谓论语者，它已经由一幅所谓“反对论语者之溃灭”的名画告白它的灵魂。《论语》是要在麻将牌边等休闲娱乐场地占一个位置，它的看客是西装青年、摩登女郎以及戴瓜皮小帽的胖子。
曹聚仁因此设想：“《人间世》是要在明窗净几的书斋里占位置，有长袍马褂的绅士、学者捧着它吟味。而《太白》的位置是在野马式青年的案上，也许那雪白的封面上要淋一点墨水。《芒种》能在这些高贵地方占点位置吗？拖着这样一双泥草鞋，敢于踏进那富丽明洁的客厅书斋吗？然而，也有人既没工夫坐在桌上打牌、睡在床上抽烟，也没这样雅兴坐在书斋里吟哦，又没机会背着书包上洋学堂念书。这样，《芒种》就准备塞在他们的袋里了，褶皱惹污都不要紧，反正不是什么仿宋精印的”。
《芒种》创刊号中《编者的话（二）》，曹聚仁撰文道：“假使舞台上只有正旦正生，文绉绉的戏文不也很寂寞吗？丑角一上台，台下就哄然大笑，大热闹起来。在正旦正生眼里，小丑的一举一动一应一对，多么不合乎孔子中庸之道，作文既作得不好，做人更做的不对。然而台下已哄然大笑了，生旦只能正眼不看，肚里叽咕道：‘你看，多么低级趣味！’低级趣味不独把自己的身份和小丑的身份分得很清楚，而且把客厅里清高的看客和拖泥草鞋的看客的身份分得很清楚了。然而台下已经哄然大笑了，又有什么办法呢！在看客的眼里，丑角是这样嘲笑了别人又嘲笑了自己，把光明面的袋儿和黑暗面的袋子一起翻给台下人看，他并不那样踱方步把自己装成正人君子，却也不拼命的掩着自己的尾巴。有时正旦正生所作的秘密勾当，也一齐告诉出来，丑角是这样的使生旦们头痛的角色！
我们敢于正言告白我们自己的：我们是小瘪三，绝不是绅士。
但我们所说的以使人头痛为极限，诸如倾陷，造谣，污蔑之类的把戏是决计不会做的！”
《芒种》办刊的特色
徐懋庸与曹聚仁在谈及《芒种》在文学界的地位时显得甚是平和，实际上，该刊却有一支实力强大的编辑团队，所刊行的内容也极其丰富。
（一）强大的编辑团队
《芒种》编辑委员会由清一色的杂文家组成，成员主要有徐懋庸、曹聚仁、黎烈文、周木斋、唐弢、魏猛克、夏征农、何家槐等人，其中徐懋庸、曹聚仁为负责人，两位主编者都是健劲的杂文家，对杂文的重视可见一斑。
黎烈文（1904-1972），作家、翻译家，1932年任《申报·自由谈》主编后，该刊论调为之一变，刊登了鲁迅、郁达夫、茅盾等许多左翼作家抨击时弊的杂文作品。
周木斋（1910-1941），作家，擅长杂文，1931年在上海大东书局任编辑。“九一八”事变后，他先后在《涛声》《申报·自由谈》《太白》《人间世》《文学》《芒种》等刊物上连发近百篇杂文。1934年任上海《大晚报》编辑，又兼任文艺副刊《火炬》编辑，1935年加入中国文艺家协会，抗日战争爆发后加入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
唐弢（1913-l992），著名作家、文学理论家、鲁迅研究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他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从事业余创作，以散文和杂文为主，其风格接近鲁迅。
夏征农（1904-2008），1933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5年担任《太白》半月刊编辑，与鲁迅联系甚为密切，每一期都有鲁迅的文章，“掂斤簸两” 栏大部分是鲁迅写的。
何家槐（1911-1969），著名作家，1929年开始发表作品，以小说见长，其作品朴素自然、清新、婉妙，有诗意风格，被文学界视为“海派后起之秀”。1932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魏猛克（1911-1984），杂文家，写作风格与唐瞍相似，曾在《申报·自由谈》发表多篇文章，1935年任《芒种》编辑委员会成员后不久赴日本，与任白戈等同志组成“左联”东京分会，出版了《杂文》《东流》《诗歌》《文海》等文学刊物。
（二）丰富的刊行内容
《芒种》属于文学刊物，以发表短小精悍的杂文、小品为主，设有新语、半月读报记、国外消息、飞短流长、历史小品、讽刺小品、随笔、书评、游记、小说等专栏，是与《太白》半月刊相呼应，大力提倡富有现实性的战斗的小品文的重要期刊。
从第5期开始，该刊注重散文体的宣传。《芒种》征文启事中写道：“中国散体文，在近五十年间，变动得非常剧烈，最近十年间，小品文迅速发展，无论内容形式都有显著的进步，青年们处在这样前进的语文环境中，写作程度的确比从前进步得多了”“可是有许多妄人，自己既不会写作，又不曾留心青年的写作，想借复古的机会来满足自己登龙的欲望，开口闭口总说青年的写作程度，近年大为低落，声言非‘读经存文’不可。还有妄人出题征文开会集议，讨论补教青年语文程度的方案。这摇动青年信念的恶倾向，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要正面揭破他们陷害青年的毒计，用事实来批判他们的错误，因此公开征文”。从第6期开始，散文在《芒种》所刊文种中所占比例逐渐增加。
《芒种》刊中“半月读报记”一栏比较有特色，择录各报反映时事、实况、民情的新闻，这些新闻有的一则之中揭露出矛盾之处，有的是一组之间相互映衬，产生一种整体的反讽效应。内容上既有文化上的婉讽，也有对荒唐社会黑暗面的披露，更有锋芒直指当局的时事新闻。虽说只是新闻摘录，不加评论，但事实本身便是对谎言的莫大讽刺。
从第二卷起，各门各类都有小小的变动，“决计编改为通俗刊物，能做得到怎样浅易，便做得怎样浅易”。第二卷第1期（1935年10月5日），《芒种》栏目设计进行了革新，增辟“读书与作文”一栏。其中有“半月谈座”“我们的新书”“名著提要及其读物”“写作经验”“读书经验”“文章术语浅释”“一字师”“描写辞典”“书林新话”“文章改错”“名文评注”诸类。此外，计划每卷增刊特辑一回。第二卷特辑，定名为“现代人物速写”，由海内名家执笔，全辑10万字。
为了鼓励作者积极投稿，该刊承诺：来稿是否登载，稿到二星期内即决定，不登者一律由邮局退还。本社每千字一律奉酬发表费现金二元，漫画木刻每幅现金二元，诗歌每首酬现金一元。
（三）注重趣味性与时政性
《芒种》尝试面向各阶层的读者群体，所以，注重趣味性。该刊连载了曹聚仁演绎、胡考绘画的连环历史图画《三国志·甄皇后》，图文并茂，极受读者喜爱。在近代以来的期刊史上，曾经有过各种画报与带插图的文字期刊，以此图文并茂和相互依存的形式刊以小品、杂文为主的刊物还是新鲜之举，由此可见期刊史上的多方尝试与活泼样态。同时，注重把哲理性蕴于趣味性之中。第4期《乌龟哲学》一文，便用幽默的语言阐释了“保身之道”。时政性是《芒种》办刊的最大特色。
曹聚仁反对从读经的观点来研究国学，主张要先“疑古”再“信古”。第2期刊登了《江亢虎那混蛋》一文，用犀利的语言抨击了江亢虎的“读经”“存文”之主张。所以，《芒种》发行了两个月后，社会上便出现“《芒种》种刺”说，曹聚仁自己也承认“那是真的，绅士们的‘外套’要自己当心不要揖在刺上，给死刑了”，还说“‘刺’并不是别的，她本来也是叶，也是花，那土地的滋养料不够长叶生花，就只能长些刺……我们呢，未始不想种点花卉，土地太单薄，满地长满荆棘，也没有办法”。
在以后的几期中，该刊先后发表了《反储蓄运动》《简体字问题》等文章，都是对时政、文化等社会问题的深刻评论。
结语
在1933年至1935年所谓“杂志年”的时代，一个刊物出了一期或两期就寿终正寝，实属正常之现象，《太白》《译文》《芒种》等期刊都是如此。《芒种》自创刊起便采取了促销措施，第2期刊登了广告：“预定《芒种》全年一份，赠送《书信甲选》一部，价值大洋一元四角。《芒种》预定全年二元二角，国内邮费奉送”。然而，《芒种》创刊两个月后，便传出销路欠佳，大有停刊之势的报道。 至1935年l0月5日，《芒种》出版第13期后停刊。
1935年，全国各类期刊有1500余种，《芒种》作为其中的一种，虽仅存7个月，但以徐懋庸、曹聚仁等为主的编委成员试图通过《芒种》增设的各式栏目，促成文学出版事业的些许革新。虽然功效甚微，无法摆脱以小品文为主的发行风格，但是他们平和的办刊心态、崇高的文学追求、诚挚的社会关怀无不彰显出民国时期文学界的积极面貌。《芒种》也为研究徐懋庸、曹聚仁文学思想保留了重要的资料。
①《芒种》创刊号封面
②《芒种》第二卷第一期封面
③曹聚仁旧影
④徐懋庸旧影
■作者藏品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