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运河风流》一经播出，引发了社会各界强烈反响。5月19日，济宁市地方志特聘专家、山东省历史学会会员刘翰清，由此向《文化周末》记者讲述了更多的运河往事。

给刘翰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剧中的儒商。刘翰清告诉《文化周末》记者，他的祖父辈就是济宁典型的儒商。“我的祖父刘文忠、父亲刘云亭、伯父刘振亁严遵家训：做生意要货真价实，诚信为本，买卖公平，仁义永在。家族生意兼营零售和批发，尤其是批发这一块，面向济宁县市区及鲁西南和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处。”

刘翰清拿出一本《济宁运河文化》，第三章“运河润养百业兴”中记载，“瑞兴号”是刘振乾独资经营的，有资金五万元（银元），坐落在大闸口河北街桥头，这是经营五金铁货业另一产业。

刘翰清说，瑞兴号当年所在位置，就在如今太白楼正南附近。清代光绪年间，祖父刘文忠创立瑞兴号，专营瓷器。宣统元年五金铁货业开业，此后于民国初年成立“瑞兴公”合股商号，是近代济宁最早从事五金交电经营的商号之一，进货渠道主要是天津等地。

大闸口刘瑞兴瓷器店，是近代济宁最大的瓷器交易货栈，5间营业门面对着大闸口老运河桥。街的中段还有路南门面房，正是濒临运河造就了得天独厚的经营条件，运河舟楫之利，给买货的、进货的带来了十足的利好。

民国初年，全市瓷器行店发展到37家，刘翰清的伯父刘振乾曾任济宁瓷业公会会长。在那军阀混战，社会动荡不安的年代里，如同一叶扁舟跌宕起伏于商海之中。旧中国社会黑暗，民不聊生，苛捐杂税横行，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施行焦土政策，纵火将安阜街、大闸口河北化为灰烬，老百姓无家可归，商号关门歇业。1948年济宁第二次解放，党和政府采取扶持工商业政策，给予贷款，瑞兴号获得新生，经营至公私合营。

刘翰清今年72岁，他回忆起当年老运河，仍一往情深。他说，老运河水流湍急，水面打着漩涡，来往船只络绎不绝。尤其是船只过闸，更是小心翼翼，可谓惊心动魄，往往船覆人亡。他记忆最深的是，船上的小孩后背上系着一个长四五十厘米的葫芦，有的系着两三个，他们在船上跑来跑去，玩耍戏嬉。正是这运河水，滋润着两岸的土地，养育了一代又一代运河儿女。

刘翰清说，他的三祖父刘文俊常年住景德镇订货，每年正月十六从济宁出发去景德镇，到年底腊二十三回家过年，年年如此。在景德镇包窑定制各类瓷器，如餐饮用具、酒具、笔筒镇纸砚水瓶等，还有花瓶帽筒花盆、八仙菩萨佛像等。严格检品包装，包火车车厢往山东发货。

当时的瑞兴号，除通过运河以外，还通过铁路运货。瓷器从景德镇先运至兖州，再通过兖济线，把货物运到济宁。铁货是从天津进货，日伪时期因交通阻隔，也从淄博等地进货。

刘翰清回忆道，家里的生意经，恪守的恰恰是“儒商精神”，如诚信经营，买卖不成仁义在等。搬运瓷器就充分体现了经营诚信理念，要轻拿轻放，决不能让瓷器出现裂痕，否则就是残次商品或废品。在经销中不能损人利己、坑蒙拐骗顾客，不然非关门不可。

电视剧《运河风流》多次提到兰芳斋，刘翰清介绍说，兰芳斋创始于清同治年间，是济宁经营精细糕点的百年老字号。1991年，冯骥才先生和母亲来到济宁，他的外祖父戈子良的家就在济宁邵家街。冯先生的母亲戈长复女士，在这里出生长大。老母亲还到兰芳斋买点心，老人家童年记忆最深的就是兰芳斋。

“我与冯骥才先生交往多年，他的母亲今年3月30号仙逝，享年106岁。冯骥才先生让我在济宁邵家街抓几把土，以备老太太骨灰和泥土同时安葬。”兰芳斋三字，系清末翰林庄陔兰先生题写。庄陔兰是孔子第77代孙孔德成先生的老师，教授音韵学和经学。

《运河风流》中的“济宁三杰”中，刻画了一位清官的形象。刘翰清表示，这个形象不一定有其准确原型，但在民国时期的济宁，确实有闻名全国的清官。1926年出版的《济宁县志》“职官”一节中，有这样一句记载：“王家相安徽巢县人民国十四年五月代理卒于任”。

1925年4月，军阀张宗昌从徐州入山东，任山东军务督办。他的手下悍将许琨率部驻扎济宁。许琨仰仗张宗昌宠信，借军需的名义，在济宁及周边横征暴敛，强行发行军票，掠夺民财。

这一年的1月，刚刚就任济宁县知事的熊仕昌，因曾在张宗昌的老家掖县担任过知事，知道这个“五毒大将军”和他手下军队的脾性，所以见势不妙，立即辞职走人，携带家人回了安徽凤阳老家。北伐结束后，熊仕昌在湖北法院谋得一个差事，后来还一路升迁到湖北高等法院刑庭庭长、国民政府湖南高等法院的院长等职。他有一个儿子，就是被誉为“龙潭后三杰”之首的熊向晖。

王家相在1925年5月从单县知事调任济宁，代理知事一职。王家相一到任，就遭遇了大麻烦。1924年，军阀吕秀文占据曹州，自立为曹州镇守使，又被段祺瑞任命为第三混成旅旅长。同时，山东省军务督办郑士琦却派第二十混成旅旅长吴长植接任曹州镇守使。

张宗昌入鲁后，准备讨伐吕秀文。1925年5月，吴长植、褚玉璞、毕庶澄所率各旅集聚济宁、兖州，要攻打曹州。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对这些军阀来说，每一次战争都是聚敛钱财的好机会。他们催逼刚刚到任的县知事王家相筹备粮秣军需，一点不满意就枪口相对。

由于历年征敛，地方工商业几近停顿，县财政早已左支右绌，王家相勉强支撑不到两月，就陷入绝境。“近日兵站索取粮秣，饬办军用，商铺金库券之兑换，在在均需巨款。地方财政已濒于绝境。每日供应零星物品，署内又无款供支，筹备实万分为难。倘一有不济，危险立至”。

1925年7月4日晚，王家相留书数封，详细安排完身后事，从容举枪自戕。

《济宁县志》中只记三字：卒于任。

王家相认为，教育专款不能动，“将来无可还，岂非教育由我摧残？”司法款项是诉讼人的存款，也不能动，“致令私人损害，相尤不忍”。

死后，王家相连让妻儿送自己尸骨回家的钱都没有。

王家相自戕之后，时任济宁道尹王鸿遇代为购置棺木和寿衣，于第二天上午将其收殓埋葬。

济宁知事自戕的消息，迅速为《申报》记者获知。有人把王家相留下的信函交给了《申报》。该报分3期连续刊登王家相自戕的消息和他给亲友留下的信函。

一县知事竟因不能应付军阀索饷自戕身亡，这事一经《申报》登出，公众大哗。上海《蜀评杂志》转载了此则消息，并刊发一则言辞犀利的《济宁王知事自戕感言》。

文中哀叹当时官场之沦丧：“搜刮之术，既日异而月新；残民政策，复层出以不穷。特别捐也，附加税也，粮秣费也，军用券也，巧出名目，藉图中饱。横征暴敛，民不聊生。以最重之负担，加之呼吁无门之百姓。瓜期届满，囊橐累累，铜符既卸，衣锦荣归。纵令当地士绅出而控告，亦无非一纸空文，敷衍了事。墨迹未干，又膺荐任。此县交代未清，他邑又往履新。惨哉吾民，将无噍类”。

赞誉王知事“既畏军人索款之严，又怜百姓倒悬之厄，处于军阀掌握之中，行不忍人之政，与其一路哭，何如一家哭。较之古之史鱼尸谏，直可后先辉映，千古并传”。怜惜他“饰终之服，惟有夹衣；三寸桐棺，佳城难得；运柩之费，不名一文；寡妇孤儿，何以度日？清廉自守，可想而知；凄惨情形，尤堪酸鼻”。

更直指张宗昌暴政是造成这一悲剧的罪魁祸首：“而其部下有此逼杀知事之成绩，扰害之程度，故非寻常所可比拟。军队之不法，统治之无纪律，尤非他省所能望其项背者。或曰，省长大员尚可电令来署，以威力驱去而代之，区区一县知事，更何足论。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

或许是为了平息舆论，也或者是同情王知事身后妻儿的窘困境遇，当时的北洋政府答应给予抚恤。可是直到1926年2月，距王知事自戕身亡已经半年有余，中华民国政府临时执政段祺瑞才批准了《给已故山东济宁县知事王家相遗族恤金办法》。这个震惊全国的故事，才算划上一个句号。

《运河风流》中有裘旅长这么一个人物，原型或是济宁的潘鸿钧，著名的潘家大楼，就是潘鸿钧的私邸。相传有潘鸿钧一夜将八房姨太太全活埋于大楼后院的故事，即“潘子和杀家”。但刘翰清说，这件事属于演义，真实的历史中并无此事。将8具尸体埋到自己家，并不符合常理。较为符合史实的情况是，潘鸿钧得知姨太太与厨师通奸后，只杀了一人，并且将尸体处理得干干净净。

刘翰清说，运河上的故事还有很多，运河的潺潺流水，有着诉说不尽的济宁沧桑。

①古运河

②太白楼广场南端，瑞兴号原址

③太白楼

④潘家大楼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