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叔是我本家的长辈，1948年秋天出生在微山湖畔的一个小村庄，弟兄四人排行老二。他比我大8岁，我从12岁和他一起住了6年多。
村里老人说，海叔一出生就虚弱，好几天不会吃奶，就起名海吧。老家土话“海”就是扔，起这名好养活。他小时候眼上长疾，没治疗，撇了个疤瘌，村人就给起外号。他长大了，出门喜欢带副墨镜。
海叔个头不算高，漫长脸，留平头，爱笑，上过两年小学。60年代初，国家积极动员参军入伍，海叔还不够年龄，就在村里第一个报了名。体检身高体重抽血化验都没问题，心脏有杂音，不能当兵，入伍的梦想就此破灭。
1965年麦收，干旱加上地薄，小麦长势不好，一亩也就收百十斤，生产队交完公粮，每人能分几十斤。有天中午社员轧完场，都回家去吃饭了，海叔值班看坡，离麦场有二三里路，他突然看见麦场冒烟了，拼命的一边往场上跑，一边大声喊村里人救火。
麦场成了火海，他一次次从场边坑里挑水，拼命的往麦垛上泼，头发烧焦了，衣服烧烂了，手也烧破了，火扑灭了，人也躺在地上一动不动。村长过来掐住他的人中好一会儿，他才慢慢醒过来，村里专门奖给他5公斤小麦。
六七十年代没有化肥，种地只能靠农家肥。一到夏天，家家户户都在猪圈里沤绿肥，两三个月有机肥就沤好了，挖出来用小车推到村头再捂上半个月，就可以交到生产队换工分。挖粪坑是个力气活，且又脏又臭，我们家和前院的烈属焦奶奶家都没有劳力，这个活每年几乎都是由海叔帮着干。那时候帮着干活不像现在要给工钱还要管饭，就是白给帮忙。
每到那天，俺娘会蒸上一锅小麦面掺玉米面的馍馍，海叔干完活，就把热馍馍端出来让他吃。他每次只吃两个馍馍，喝上一碗白汤，再让也不吃了。其实他并没吃饱，只是想给我家节省一点。
1969年冬天我考上了初中，家里姊妹多没地方住，我父亲找到海叔让我跟他一起住，他一口就答应了。他家在我家的屋后，那时村里凡是拆了老屋，都要按规划给个新的宅基地，不论老宅子大小，一律给个10米宽、15米长的院子。
海叔家的老屋也快塌了，就拆了在村南头建了新房子。老院子暂时没规划，就空了下来，留下了一间4平方米多点的锅屋没拆，屋很矮，也没窗户，房顶熏得黢黑，泥挑的土墙也坑洼不平，下大雨时还经常漏雨。
就是这间锅屋，成了我们爷俩的住处。海叔专门脱了一些土坯，垒了一个放煤油灯的台子，再放上他的一个小木箱子，可以在上面放书写字。他还用土坯垒了一个床帮，里面塞了很多麦秸，上面铺了一个草苫子，再铺上苇席，就是爷俩的地铺，也就是床，屋里也就没大有空啦。
床上没褥子，一床破被子一盖就是一冬天，被子上有逮不完的虱子，春天暖和了拆了被子就当被单子盖。夏天满屋蚊子，冬天滴水成冰，床底下还有老鼠。
这间小屋成了我青春记忆里最深刻的地方，也成了我初中、高中一直到当民办教师居住和晚上学习的地方。海叔常说，要想有出息，就要好好学习。你看看咱庄上那个谁都考上了北京的大学啦，多厉害……
海叔平时不大喝酒，有时抽颗烟，烟瘾不大。有一个冬天的晚上，他让我早点睡觉，说出去有点事，晚回来一会儿。我睡得迷迷糊糊的他回来了，坐在床边上吸烟，还骂骂咧咧的。
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有人给他说媳妇，让他买了两盒白莲烟，在大队部门口等了半晚上，小闺女终于来了，穿着花棉袄，围着红头巾，个头挺高。见面后媒人说：“人你也见了，如果感觉可以，过几天请吃顿饭再说吧”，带着小闺女就走了。
海叔人实在但并不颟顸，他想，见面的小闺女怎么连一句话也没说，他下意识地回了回头，看见那个小闺女把胳膊搭在媒人的肩膀往前走。他转过身急忙向前跑了几步，借着朦胧的月光一看，原来是邻村的二狗子装女孩骗他的。他大喊一声，摸起砖头就砸过去，吓得媒人和二狗子撒腿就跑。他说，我没追上他俩，要追上非得劈了他们。
那一夜海叔翻来覆去没大睡好，这是他一辈子唯一的一次相亲，也是我见他发脾气最狠的一次。
早晨上学没有钟表，要听鸡叫的声音，一般鸡叫3遍就胧明了，海叔就喊我起床。再不然，有月亮的时候看月亮地，阴天下雨就凭感觉。
快考高中的时候学习紧张，海叔怕我迟到，决定买一个小闹钟，可那时候根本就没钱买。他就去河堤上采了好多次蒲公英和益母草，攒多了到公社药材站卖了10多块钱，又步行30多公里路，到济宁小闸口典当行想买个旧的小闹钟，可是店里就只有几个大座钟和一块旧怀表。
大座钟肯定买不起，他就花了9块钱买了个旧怀表，怀表上的链子还剩下一小段，回来栓了个绳挂在床头上，夜静的时候还能听到表的滴答滴答声。
一开始怀表走得挺准的，过了两三个星期，每天就要慢半小时，我们每天晚上都要拿着表去村卫生室对时间。
有一天海叔帮邻居家盖屋，去两城山上拉石头，累了一天，回来就睡了。第二天早上，我朦胧地睁眼看了一下表，才5点钟，就又睡着了，再睁开眼，太阳都老高了，表还是5点。
海叔猛地坐起来说，哎呀，昨天晚上累了，忘了对表了。再后来，给表上弦表也不走了。海叔仍然把怀表当成个宝贝，找了条小链子，出门的时候把怀表装在口袋里，把小链子系在扣眼上，耷拉在胸前。有时候还在中山装上面的口袋，挂个没有墨水的钢笔，显得很斯文。
海叔的大哥在枣庄煤矿上，有一次他去干了一阵子装煤炭的活，挣了点钱，回来就买了一辆老国防牌的旧自行车，这也是村里第一辆自行车。他有了车，平时也舍不得骑。
有个星期六的晚上，海叔说要骑车带我去济宁逛逛。第二天起得很早，中午到了济宁的百货大楼。那楼很高，里面卖的东西也很多，但都得要票，再说我们也没钱买，逛了一会儿就去他远门的亲戚家了。
亲戚家住在南门里的胡同里，一进大门是两大缸金鱼，有红的黄的黑的三色的五花色的，有眼睛带水泡的，有的像个小绒球，还有的像鹅头似的，那是我第一次看见这么多各式各样的金鱼。
亲戚用个罐头瓶给我们装了几条，让带回去，海叔又带我去大槐树西面的一家饭店。那里人很多，都在排队，杂合汤5毛钱一碗，热气腾腾，香味四溢。爷俩每人喝了一碗汤，吃了两个馍馍，只是垫垫肚子。直到今天，这也是我记忆中第一次在城里下饭店，喝的最好喝的一碗汤。
回家上泗河堤的时候，车子滑链了，连人带车滚了下去。我一路上抱着的金鱼罐头瓶也摔烂了，金鱼洒落在地上，蹦了几下就死了。
海叔爬起来赶紧问我，没扎破手呗，没摔着呗。我说没有。海叔说这事都怪他，要是进城带个铁盒子就好了。他还说这次进城就是去要几条金鱼，然后放在我们的小屋里，没有了就算了，等着再去要。
海叔就是这样一个人，遇到什么事也不急躁，也不怪罪和抱怨别人。
我上高中那年，海叔靠给马坡采购站拉脚挣的钱，买了村里的第一个收音机。除了白天听新闻，晚上听的最多的，就是《地道战》《地雷战》电影录音剪辑，还有革命样板戏和豫剧《朝阳沟》选段，偶尔也能收到流行歌。
海叔最爱听的就是《沙家浜》选段，高兴了就学唱几句，不过他一唱就跑调，还跑得很远。我也从收音机里学到了更多的知识，了解了更大的世界，也学会了好多电影插曲和京剧唱段，至今没忘。
冬闲的时候，海叔就去他大哥那里一趟，每次都带回一些新奇的东西，矿上的防毒面罩，带胶的手套，高腰的大水靴子等等。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海叔为了我晚上看书学习，专门带回来一盏矿灯，像电灯一样亮，照得小屋明晃晃的。
海叔不认字，但他鼓励我读书，他说“读的书多了肯定会有用的，你看看人家赵老师，懂得东西多多……”。我就是用这个矿灯读完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烈火金刚》和《水浒传》等。
后来矿灯没电了，他又从矿上带来嘎斯灯，尽管比煤油灯亮，但是屋太小，气味太大，呛得慌，后来就没再用。那盏嘎斯灯，前几年还在老房子里。
海叔常年有病，但从没把自己当成病人，跟男劳力一样干活，一到冬天就跟着生产队里出去打河工，挖泥抬土样样都干。农忙的时候，他就帮着没有劳力的人家干农活，冬天农闲就帮着别人到济宁八里庙拉稻草。
拉稻草是个很苦的活，我也跟着海叔拉过几次。去的时候空车他就拉着我，回来的时候都是他驾车子让我拉偏绠。每次都是夜里两点多钟就从家里起身，因为走公路太远，就从程楼过泗河去济宁。
那时泗河上没桥，要从河滩里趟水过去。冬天河里结冰很厚，要先推着地排车把冰捣碎，再趟水过去。买好稻草回来更辛苦，一辆地排车俩人要拉500多公斤，到了过河的时候，已经负重走了几十里路，累得筋疲力尽。
北风飕飕，河水刺骨，腿像被割刀一样疼，上了岸腿麻得不能走路。海叔都是给我使劲揉搓腿，然后我们吃点凉干粮继续走。
其实拉一趟稻草，累整整一天，比在家附近最多能省20多块钱，那时候大家都这样，也不知道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海叔常说，没有吃不了的苦，只有享不到的福。这话我始终记着。
海叔是个乐观的人，他不懂音乐，但他有一件乐器，是一支箫。不知道是洞箫还是南箫，也不知道是G调还是F调。他不识谱，我也听不懂他吹的什么曲子，反正他遇到高兴的事，就吹上一阵子，那悠扬的声音非常悦耳。他烦的时候，也吹上一会儿，那声音听起来苍凉。尤其阴天下雨，没事的时候，他坐在床边，一吹就是一上午。
改革开放以后，村里人都出去打工了。海叔没文化，身体也不好，依然在家种地。有几个30多岁的光棍汉在外面挣了钱，回家娶了媳妇，海叔对我说他也很羡慕，可是他没钱，也没房子，年龄也大了，也没人给他说媳妇。
90年代初，我调到济宁工作以后，家里老人相继去世，留下了间旧屋也没人住，我就让海叔住到了我的家里。他除了种地，还学会了修自行车，但不专业，总是修不好，也没挣着钱，还挺累。
后来，我在城里发现修鞋这个活很好，就专门回家一趟，让他转行修鞋，还让他拜了个师傅，很快就学会了。我帮他买了砸鞋的工具和缝鞋的机子。那时候一个乡里也没几个人干修鞋的，即使有也穿得脏兮兮的。
他去镇上出摊之前，我专门给他了一件黄色的军褂，买了修鞋用的围裙，穿的很整洁，还显得非常专业。他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生意很好。
他修鞋非常认真，一针一线都很仔细，砸的鞋掌既耐磨又结实，焊接的塑料凉鞋从来不再原处断裂，价格十分便宜，有钱没钱都给修。凭他的技术和实在劲，方圆十里几乎没有不认识他的，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是当年修鞋的名人。
海叔每次来济宁买材料，都从家里给我带点青菜，有时还专门带点微山湖里的鲜鱼。我每次都在黄淮宾馆的食堂里，打两份他最爱吃的荤菜，买4个卷子，让他吃饱喝足再回家，走的时候还要给他带上两斤玉堂酱园的豆腐干和咸菜。
一晃几年过去了，海叔修鞋挣了点钱，买了长虹牌彩色电视机，买了永久牌的自行车，买了一块上海牌的手表，还买了一副带金边的墨镜，并且镶了一颗大金牙，一笑就闪闪发光，露出满脸的幸福。
我甚至还张罗着，想给他找个媳妇。每次骑自行车回老家，我们爷俩都要喝上一杯酒，然后他会拿出箫来，吹上一段所谓的曲子。每次我走的时候，他都要送到村口，等我走了很远，他才回去……
1997年的一个下午，天色阴沉，秋风瑟瑟，路上落着零乱的法梧桐叶子。我到办公室不久，电话铃响了，老家教学的绪顺叔叫着我的名字，悲声地说：“你海叔不在了。”我缓缓了神，放下电话，泪不由地从眼角滑下来，请了假往老家赶。
前两个星期他还好好的，我在去微山的路上，还看见他在马坡的路口出摊修鞋，怎么说没就没了呢？四叔说，海叔一大早就从他住的我家老房子里收拾东西，去马坡集上出摊，天气不好不让他去，他不愿意，说上个集收来的鞋，这个集一定要给人家修好送去，天要冷了别影响人家穿。大约11点多钟，他在摊子上觉得有点难受，就躺在了地上，有人喊他修鞋，他不答应，才发现他病了。
一位好心人马上跑到马坡卫生院喊了医生，但他已停止了呼吸。他修过鞋和没修过鞋的乡亲都痛哭流涕，好几个哭着说，他给补了好几次鞋了，都还没给他钱呢，正要卖完菜给他送钱呢……那一年他49岁。
过了一会儿，四叔和我一起到我家的老屋里收拾海叔的遗物，在床头桌子上有一个记账的本子，上头有几十个人名，有本村的也有邻近村的。大概是3种账：有50多人是欠的修鞋钱，都是3元5元的；还有十几个人是借他钱的，大多是20元30元的；再就是他送给别人的钱，一共有8个人，每家都是100元。这8户人家有6户家里有病人的，有一个残疾人，还有一个是五保户。账本上一共记了1500多元，这应该是他大半年修鞋的收入。
海叔过世26年了，连张照片都没留下，但是我每次回到老家，还会想起他。偶尔路过他的坟地，想起他对我的好，不禁潸然泪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