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散文年会上，来自北京的作家红孩，谈到年逾八旬的作家周明先生要把多年的藏书全部送给他。红孩婉拒了，说自己家也是书满为患，建议老作家最好把书捐给图书馆。

我想到一位熟悉的老先生，他穷尽一生买书读书藏书，不乏耗尽半生搜集的典籍。凡借书者，几近索他的老命。那些泛黄的书页上，还留着密密的朱批。在他去世后，满屋的藏书被家人送到废品收购站。

听闻消息时，我正站在自己家的书橱前，望着整整齐齐的众多的书，冥冥中，似乎应了他生前的一句话：“我死后，这些藏书可能面临着灭顶之灾。”

几年前拜访一位喜欢读书写作的朋友，惊讶于他家满目皆是直抵屋顶的木质书架，密密麻麻塞满了各种书。他估摸了一下说，总有5万多册吧。这位当代藏书人，眼里闪烁着自豪的光芒。

当我问及百年后这些书该如何发落，他的手指轻轻摩挲着开裂的函套，幽幽地说：“这些书比我更长寿，不知它们能活过电子时代吗？”如今他的5万册书，因为住宅拆迁，已被暂时存到亲戚家的车库里。而他现在，仍然乐此不疲地网购着心仪的书。

曾在《文学报》上读到余秋雨先生“藏书之忧”的文章，面对阅读的迭代更新，还有年轻人对纸质书的远离，余秋雨也在无奈且痛苦地思索藏书的命运。文章中写了一位把毕生藏书捐给图书馆的老教授，或许不曾想到自己的慷慨成了后人的难题。

某高校图书馆馆长向人展示地下书库：成吨的赠书覆盖着霉斑，未拆封的包裹堆成高高的书墙。“每天要处理上百公斤受潮书籍，可新捐赠的书还在不断涌来。”他的白手套拂过除湿机，仿佛触碰着纸质文明渐冷的体温。这些曾经被主人视若珍宝的典籍，如今寂寞地躺在图书馆里的书架上、地上，像极了等待判决的“犯人”。

网络时代的知识海洋中，纸质书成了搁浅的巨鲸。当电子墨水能复现《四库全书》的墨色，当云端存储让典籍获得永生，书房里的典籍反而显出某种窘迫。

闲逛北京潘家园，看见某旧书店老板的记账本上，学术专著论斤收购的价格刺痛眼睛：王力《古代汉语》每公斤4元，钱钟书《管锥编》每公斤5元。那些曾被主人反复摩挲的书脊，此刻正与过期杂志共享麻袋，等待化浆池的吞噬。

真正的隐忧或许藏在更深层。苏州过云楼后人曾带记者穿过雕花月洞门，指着空荡的藏书楼说：“当年先祖护书如护命，现在年轻人连书房都不要了。”他的叹息落在青砖上，仿佛能惊起浮尘。

当纸质书籍变成即用即弃的可有可无的东西，当阅读沦为碎片信息的快餐，我们失去的不仅是墨香，更是那份与文明肌肤相亲的温度。

读报所见，拍卖会上，顾炎武手批的《日知录》，藏家们争相举牌，拍出高价时，我突然明白：我们焦虑的不是书籍消亡，而是忧心正在成为纸媒文明传承的末代守墓人。

在暮色中的潘家园旧书市，见收摊的老者将残破书卷塞进蛇皮袋。风掠过满地残页，仿佛拼凑出斑驳的8个大字：“文脉不绝，薪火相传”。

或许该重新理解余秋雨的“藏书之忧”——真正的文明不会湮灭，只会转换形态。就像敦煌藏经洞的经卷终将飘散，但飞天的衣袂永远在洞窟里起舞。

我们书房里那些焦虑的藏书，终将在爱书人的精心安排下，找到自己适合的去处。■粤梅 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