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长青

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成功，绝非单一模式推进，既靠刀刃向内的“治已病”集中整治突出问题，更需防患未然的制度规范筑牢长效根基，完善制度体系正是自我革命持续深化的关键支撑。

“治已病”是党自我革命的核心实践，在不同历史阶段成效显著。革命年代，延安整风以集中教育破除不良作风；改革开放阶段，以党内集中教育为重要抓手，强化党员思想淬炼与组织纪律约束，系统性规范党组织建设。新时代，“打虎”、“拍蝇”、“猎狐”专项行动强力推进反腐败斗争。这些实践均以问题为导向，借助纪律审查、组织处理等手段，快速清除党内顽疾、净化政治生态，为党和国家事业清障护航。然而，随着内外环境变化，“治已病”的局限渐显：一是滞后性突出，集中整治多针对已暴露的显性问题，难以及时干预深层次矛盾的潜伏与演变，无法从源头遏制问题滋生；二是边际效益递减，长期依赖高强度运动式整治，易让党员干部产生“一阵风”心理预期，导致问题反弹；三是治理成本较高，事后纠偏消耗大量资源，且若未补齐制度漏洞，“治病”效果难持续，易陷入整治、反弹、再整治循环，亟需更系统长效的治理模式。

“防未病”是制度规范体系的核心功能优势，相较“治已病”，其通过系统性设计，在多方面展现不可替代的价值。其一，规范引导筑防线，以《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等为标尺，清晰划定党员干部的行为底线与纪律红线，消除认知模糊地带，避免因纪律不明误入歧途。其二，预防预警早介入，依托巡视巡察、廉政风险防控等常态化机制，构建“早发现、早提醒、早纠正”的预警体系，大数据分析捕捉新型腐败苗头，真正实现治理关口前移。其三，约束制衡堵漏洞，通过“三重一大”决策、民主集中制等规范权力运行，构建分权制衡、流程管控的监督框架，压缩寻租空间。其四，文化塑造厚根基，以“三会一课”、民主生活会等制度为载体，将纪律教育、廉洁教育融入日常，推动纪律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培育崇廉尚洁的政治文化，为自我革命提供思想土壤。

推动自我革命从“治已病”向“防未病”根本转型，关键在于以制度优势筑牢“防未病”防线。构建全链条覆盖的制度体系，需贯通“教育、监督、惩治”全流程。前端依托党章常态化教育、“第一议题” 制度，将纪律教育融入日常，强化党员干部规矩意识。中端通过谈心谈话、廉政档案管理等日常监督，捕捉苗头性问题，做到抓早抓小。后端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借典型案例通报、警示教育形成震慑，为“预防”提供支撑，打造环环相扣的闭环。构建动态化创新的制度体系，需主动回应新型腐败与复杂挑战，聚焦金融、国企、能源等腐败高发领域，完善专项监管制度，堵塞行业性、系统性漏洞。顺应数字政务趋势，加快制定数据安全、算法伦理规范，防范数字领域权力寻租。加强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衔接，推动纪检监察、司法、审计等监督力量协同，形成覆盖更广、效能更高的“防未病”合力。（作者单位：中共济宁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