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桂霞

孟子作为儒家思想集大成者，其“仁政”“民本”“性善论”等核心思想不仅塑造了中国传统政治伦理，也与我国总体国家安全观在价值认同和治理理念上高度契合，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国家安全思想领域的重要源流之一。从民本思想到忧患意识，从义利之辨到外交智慧，研究孟子思想对于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文化底蕴和精神内核具有重要意义，也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生机与活力。

民本思想：夯实国家安全的治理根基。中国历来就强调“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战国时期，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将民众置于国家治理的核心地位。“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认为统治者唯有以民为本、顺应民意，方能实现长治久安。这些论断深刻揭示了民心向背与政权安危的内在联系。这种思想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中得到延续与升华，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将维护人民安全作为宗旨，强调“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国家安全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基本权利和幸福生活，这正是民本思想的现代转化。

忧患意识：构建国家安全的思维范式。孟子认为：“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这段话揭示了外部压力与内部警醒对国家存续的双重作用。这种思想与《左传》“居安思危，思则有备”的警示一脉相承，共同构筑了中华文明特有的战略清醒意识。国家真正之“生”，其根基不在物质的丰饶与暂时的太平，而在于那常存警醒、时刻惕厉的忧患精神。总体国家安全观继承并强化了这一思想，将“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作为重大原则，强调“坚持预防为主、标本兼治”，注重风险预警和源头治理，任何时候都不能麻痹大意。

义利之辨：锚定国家安全的价值底线。孟子“先义后利”的价值准则为国家安全构筑了价值底线。面对梁惠王“何以利吾国”的功利之问，孟子以“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回应，强调道德正义高于物质利益。若“上下交征利”，则“不夺不餍”，最终导致国家陷入危机。相反，以仁义为本，方能凝聚人心、实现社会和谐。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的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以国家核心利益为根基，以全球共同发展为使命，是对“义利相兼、以义为先”的当代诠释。这种义利观将国家利益置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格局中审视，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与胸怀。

外交智慧：拓展国家安全的全球视野。孟子提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他主张通过道德威望而非武力维护国家安全，批判“春秋无义战”，认为战争破坏社会和谐，主张通过“仁政”消除战争根源，为当今国际安全提供了“以和为贵”的东方视角。孟子还提出：“友也者，友其德也。”习近平总书记曾在《永远的朋友 真诚的伙伴》一文中引用了这句话，为顺应国际安全形势发展提供了“择善而交”的东方智慧。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强调“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与“和而不同”的文明观，正是对孟子外交智慧的创造性转化。

（作者单位：邹城市干部政德教育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