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圆几十里，提起汪先生，几乎无人不晓。如今，每个村子都有医生，有的还不止一人，有临街门脸儿，挂着惹眼的招牌，身穿白大褂，摆满诊疗器械，像模像样。可是，被尊称先生的只有汪大夫。

汪大夫穿着打扮跟村里人一样，平常有活就干活，没事就看书，病人登门就瞧病。找他瞧病的有两类人，一是别人嫌没钱赚不瞧的，再就是别人瞧不了的。汪大夫一律笑脸相迎，关键是能给瞧好，花钱不多，甚至不用花钱。

其实，村里人通常不叫他先生，连大夫也不叫，喊他胖呆儿爷。他辈儿大，大名拗口，多不记得，老少都这么叫。胖呆儿，估计是小名。人呢，不胖，瘦骨嶙峋的；更不呆，一双眼睛黑亮清澈，能看透人心底，也能映出人影儿。素常笑眯眯的，见谁都一副菩萨模样，倒很有“爷”派儿。先生，是遇见大事背地叫的，说“快去请先生！”三里五乡的人来，也说是“请先生”。一提先生都知是谁。

汪大夫老伴儿早逝，留一傻儿，相伴度日。他看病就像拉家常，轻言慢语，不急不躁，定力十足，病人一见他，病先自好了多半。一般小病，他很少开药方。接骨、推拿、扎汗针、拔火罐，凡是用手能解决的，就不用药。用药也多用偏方草药。开春，孩子爱长“痄腮”（腮腺炎），他用毛笔蘸上药水，口中念念有词，涂个黑疙瘩，很快就消了。斑秃，用姜片擦；胃积食，吃油炸鸡内金；跑肚，烧独头蒜。地里的野草野菜，都能拿来治病，让人自己去弄……诸如此类，一两句话便把人打发走。确需用药，则会一笔一画开方，可在他药斗子现抓，也可带走药方，去别处买。一比较，就晓得数他便宜。

有人看他好说话，便动了歪心思，生下个孩子羸弱，怕不成人，又不忍弄死，便找他开药让孩子得个“好死”。他笑，“这容易，你每天喂他两根小白嘴（一种麻山药），连吃一百天，就成全他了。”这家人照着去做，吃到一百天，小孩胖了，壮了，欢蹦乱跳的，再见面臊得满脸通红。

还有一家，男人嫌老婆肚子鼓不起来，总打老婆。老婆吓得像丢了魂儿，整宿睡不着觉，面黄肌瘦脑壳疼，来找汪大夫。汪大夫给她开了方子，只四个字：生铁落饮。女子让给抓药，汪大夫说不用抓，你家就有。然后告诉她具体怎么做。女子回家就磨菜刀，从早磨到晚，把磨刀水倒进锅里，扔上几颗红枣煮，拿瓢舀了喝。男人看了恼火，又要动手，一瞅旁边磨得锃光瓦亮的菜刀，没敢。连服几天，女子好了。过了仨月，肚子鼓了。男人带着老婆来道谢，夸方子灵验。汪大夫瞅着他俩笑，啥也没说。

转眼几十年过去，汪大夫老了，把脉不再那么准，扎针常跑了穴位，拔火罐老掉下来，写个处方，潦草得认不出。村里人很忧虑，劝他赶紧收徒。汪大夫笑笑，算是应允了。先有族人牵来在县城上学的儿子，他说：“这不是家雀儿，早晚要飞。”又有富户送来儿子，说：“学成了，让他去城里开医院，把你老供起来。”他摆手，“这行不适合你家，我也享不了那福。”相继又有几家送孩子，他都推了。村里人议论纷纷，不知咋办。

汪大夫若无其事，依旧笑眯眯地诊病。

这天清早，汪大夫写了张纸条，让傻儿交给村西头的一个年轻人。这人得过小儿麻痹，腿瘸，走路鸭子划水似的。汪大夫少有的严肃，一条接一条提问，这人应答如流。汪大夫笑了，就留下了他。人们这才晓得，他早有了徒弟。

几年后，年轻人出徒了。汪大夫歇了手，一旁瞅着他把脉、开方、抓药。年轻人谨遵教诲，做得分毫不差。村里人开始管汪大夫叫老先生，管年轻人叫小先生。有天，老先生正笑眯眯地看着小先生给人把脉，忽然闭上眼睛，再没睁开。

小先生除了腿脚不灵便，哪儿哪儿都像汪大夫，找他瞧病的依然很多。傻儿升级为傻爷，不愿意守着他，从东街到西街，从南街到北街，满村转着找胖呆儿爷。到饭点，有人喊：“胖呆儿爷在俺家哩！”傻爷就跟了去，这家就端饭给他吃。

小先生拦着不让傻爷出去，傻爷一膀子撞开他，还是从东街到西街，从南街到北街，满村串。到饭点，有人喊：“胖呆儿爷在俺家哩！”傻爷便乐颠颠跟了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