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证，是在生活贫穷、缺吃少穿、物资匮乏、供应紧张的特定历史时期对社会资源和各类产品进行配置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以定量供应来保障最低需求和限制超越时代需求的一种无奈之举，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是一个时代的见证，是一代人永远抹不去的记忆。

在我的印象中，刚开始主要有粮票和布票。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票证的不断扩展，后来才知道，粮票又分为全国通用粮票、地方粮票和军队粮票等，与布票相配套的还有棉花票、汗衫票等，另外还有油票，包括香油、大豆油、菜籽油等，煤票、肉票直到后来的毛巾、布鞋、煤油、火柴、肥皂、洗衣粉、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烟酒糖茶，方方面面，林林总总，无奇不有，无物不票。没有票证简直是寸步难行，无法生活。因为出生在农村，那时对粮票的印象还不是很深刻，知道仅有吃国家粮的非农业户口才能拿着粮本去粮油供应点取粮票，农村人只有拼死拼活出力种粮并要上交公粮的份儿，只有眼馋城里人的份儿。十九岁那年，我从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领到了城镇居民粮食供应证，正式吃上了国家粮。尽管如此，平时不出发就按月用购粮证购买口粮，很少用到粮票。但对于布票而言，好像城乡没有多大差别，大概都是每人每年一丈五尺。

那时人们穿的从色泽到式样、从布料到品种，都非常单调。色泽除了蓝就是黑，女孩子也没有什么花色品种。城里男人穿中山装，农村男人穿对襟褂子或棉袄，还有大腰的棉裤，有的棉裤腰能一下子提到胳肢窝。料子是清一色的棉布，有从供销社买的细布，也有从集市上买的或自己织的粗布。判断衣服好坏的标准，就是结实与否。上级大力提倡艰苦朴素，推出的先进典型“南京路上好八连”，身居闹市，一尘不染，在穿衣方面更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一身衣服风里来雨里去在摸爬滚打中要穿九年，真是够节俭的了。在农村，族大丁多是好事，没人敢招敢惹，人们没有计划生育这个概念，“一个羊是放，一群羊也是放”，能生育多少孩子就生育多少，老大的衣服穿小了再给老二穿，老二穿小了再给老三，磨破的地方打上补丁，一个一个接着穿。穿烂了也不舍得扔，还要剪下稍微好点的地方打袼褙，真正做到了吃干榨净，物尽其用。

人们一方面想方设法延长衣服的使用时间，能多穿一季是一季，能多穿一天是一天，另一方面，绞尽脑汁另辟蹊径寻找替代物品。糖甜不如蜜，棉暖不如皮。晋武帝司马炎一心想让他那傻太子司马衷登上皇帝宝座，人们告诉傻太子，老百姓没有粮食吃，正在挨饿，司马衷反问，“何不食肉糜乎？”这当然是历史故事，而现实中人们没有棉布穿，何不穿皮衣乎？还真有穿的呢。那是比较富裕一点的人家，家里放着羊，杀了羊之后，稍微熟一熟羊皮，反穿皮袄毛朝外，挡风抗寒又暖和，尽管有点味道和不太舒适，但总比冻着强得多。更有极个别夏天能穿上轻薄凉快丝绸布衣服的，那叫人羡慕不已。

后来慢慢有“涤纶”“的确良”之类不要布票的东西了，只是价格比棉布要贵不少，成了时髦的布料。那时流行的一句话，“阔人不穿棉，穿棉不值钱”，只有家庭条件好的才能穿上不是棉布的。曾经有一段时间，一些与供销社工作人员有点关系或门路的人，用从日本进口的尿素袋子缝制服装，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大街上，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有人曾经挖苦道，“大干部，小干部，穿着一身洋制服，前边是日本，后边是尿素。”我还真见过几个骑着自行车下乡的公社干部这身打扮，不过只是稍纵即逝，很快像一阵风就过去了。

平时穿衣还好凑合，一有结婚办喜事的就要作难了。添置一床新被褥要用掉两个人一年的布票还不够，更何况还要做新衣服。这就要早做准备，积攒一些，不够的还要向东邻西舍或亲朋好友借用，欠下人情债，等过后再慢慢还上。

就是在票证那么紧张的情况下，有的家庭仍然舍不得使用，或者没有钱去使用这些票证，到头来就拿到“黑市”上去卖钱，或者换取其他急需物品。贩卖票证是犯法的，如果被抓住，轻者会受到批评教育、参加“学习班”，重则是要以“投机倒把罪”和“破坏票证管制罪”判刑的。尽管如此，票证的地下交易屡禁不止，屡打不绝，从来没有消失过。

那段苦涩艰辛的岁月，真是不堪回首！现在的孩子你给他讲这些，他们听着好像天方夜谭，不敢相信。勒紧腰带的日子总算过来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大政方针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生活水平“芝麻开花——节节高”，票证也完成了所担当的历史使命，走出了人们的生活，走进了历史的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