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宜轩
在《文心雕龙·总术篇》中，刘勰明明引用“文笔二分”，有韵为文，无韵为笔，将二者置于同一维度，却又在整本书中鲜明地“重文轻笔”，其内在原因反映着刘勰真正的文学观念和创作意图。
首先刘勰在《总术》篇乃至整本所显观点是对六朝“文笔两分”共识的突破。语用数据显示刘勰在《文心雕龙》的实际书写中，并未拘泥于“文笔二分”的形式分类，其“文”多不指文体义，论述“笔”时也多作为工具而非文体。刘勰是通过语用实践建构了一个以“文”为本体、以“笔”为从属的一元化文学体系。其无论是在全本写作过程中，还是在“论文叙笔”文体论的针对性阐发中，都没有严格遵循“文笔二分”理论，而是对六朝文笔之辨有所创新，提出了自己新的“文笔观”乃至文学观。刘勰敏锐地意识到，如果文笔之辨停留在“有韵/无韵”的层面，只会导致文体的人为割裂和文学创作理论的碎片化。刘勰的雄心是建立一个“弥纶群言”、圆融统一的宏大文学体系。他所追求的文学体系是一元统摄，以“文术”化“笔”的结构，《总术》篇曰“文场笔苑，有术有门”。《序志》曰“上篇以上，纲领明矣。至于割情析采，笼圈条贯……下篇以下，毛目显矣”。他通过将“文”树立为统摄一切写作活动的价值和核心法则，成功地构建了一个一元化的文论体系。而语义场表意向“文”的倾斜，正是这一“文学一元化”努力在语言实践上的无意识创作的印证。
其次，是将文学之“文”加入到对无韵文体的考察之中。打破“文笔两分”旧论，自然要建设一个更为合理的，能够解释各个文体，有利于文学发展的新论。“笔”作为无韵之文，距离如今“纯文学”理念有较远距离，大多为应用性文体，而语用分析认为，刘勰在书写过程中存在将文学上“文质彬彬”、形神兼备的艺术追求调用到所有文体之上的倾向。比如在《史传》至《书记》阐释无韵之笔十篇中，“文”的分布反而达到一个小峰值，且多为文法之文，修辞之文。以文统笔，这就是刘勰想要创造的新论。在刘勰的文学认知体系中，《原道》篇指出，“文”源于“道”，文学是宇宙秩序与人类性灵的自然显现。这是一个文学的哲学本体论层面的概念。而“笔”等各类文体仅仅是文体分类学中的一个类别。因此当刘勰对于文体论进行根本性论述时，尽管“文”在具体语境中也是一种文体，但他同样必然要调用这个最高范畴——文学之“文”来进行总体性质的论述。语义场中“文”的核心地位，是其理论认知在创作语言上的直接映射，因此我们可以说，“文”是本体，而“笔”是现象和工具。同时，刘勰最终观照的是追求文章的完美，即他所推崇的“风清骨峻，篇体光华”。这种完美状态，他称之为“文”的至高境界。因此“文”是文学目的，而“笔”是创作领域。在《总术》篇中，“笔”作为一种实用文体，刘勰对其寄寓的理想状态不是延续六朝一贯的定义，保持其“无韵”的朴素和界定，而是应该尽可能地汲取“文”的美学营养，实现“文质彬彬”。
综上，“文”是本体，“笔”是工具；“文”是目的，“笔”是形式。刘勰用“文”的艺术化追求来要求其他文体，将文学之“文”的美学标准引入无韵文体，就自然驳斥了“经典则言而非笔，传记则笔而非言”的绝对化论断。因此，当他谈论“笔”乃至其他文体的创作时，其评价标准和努力方向，依然是“文”的法则：“是以执术驭篇，似善弈之穷数”，即“文术”；在“笔”类文体的论述中，他频繁调“文采”“文理”等审美范畴，体现出以“文”统“笔”的创作理想。例如在《书记》篇中，虽论述实用文体，仍强调“文亦足观”，能反映出其将一切书写活动纳入“文”的审美统摄之下的愿望。这种观念导致了在书写中“文”的概念不可避免地向“笔”及其他文体研究方式的大量渗透，也就导致了其所引书面理论和其他篇目具体创作实践不一致现象。对“笔”等无韵文体进行文学化的要求和处理，对文学发展有相当积极意义。
通过语用分析和理论归纳我们可以发现，刘勰《文心雕龙》中的“文”和六朝“文笔之辨”中的文含义和指向是有根本不同的。同时期文人所提之“文”，更多的是流俗之“文”，这种“文”是浮诡之文，离经世致用之本；是繁滥之文，尚辞而寡情；是练辞之文，不重文学之术。只有“练辞”得来的华丽辞藻，却没有“研术”获得的整体结构与内在生命力。将“文”等同于辞采，而忽略了“文”首先需要“设情以位体”，本末倒置，刘勰称之为“凡精虑造文，各竞新丽，多欲练辞，莫肯研术”。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文体繁多，无一定式，各个文体都有一套自己的评判标准，作者在形式领域浪费大量精力，“调钟未易，张琴实难”。而提出一个新概念，一个可以要求一切有韵无韵文体的“文”，或可以纠正当世繁缛腐朽之文风。因此，刘勰所树立并捍卫的本体之“文”，这个“文”是一个包含内容与形式、情感与辞采、规矩与变化的有机整体。他所倡导的新“文”，是文学本体论的“道之文”，是文学创作论的“情之文”，是文学方法论的“有术之文”。“伶人告和，不必尽窕椒挎之中；动用挥扇，何必穷初终之韵。”乐师要奏出优美乐曲不需要大小乐器都进行掌握，文人作出传世之文亦不须熟识各种文体，只要掌握了这种“文”的同一概念，就可以以此掌握所有文体，也就可以拿出精力关注文章内容，而非只顾形式了。刘勰所批判的，是对“文”的狭隘化、空洞化、技术化的理解；他所倡导的，是“文”作为一种根源于道、本于性情、合于术度的完整而有机的创造活动。而因此，刘勰的批判，可以理解为他是在用真正的、完整的“文”，去批判那个虚假的、残缺的“文”。
用“文”来统“笔”，用文术“执术驭篇”要求众体，这是刘勰的最高审美理想，也是对文与笔的语用分析能为我们揭示的幽微的结论。（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