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中都汶上，出去正月，就到了一年一度的赶会季节。

说起这“古会”的来历，谁也道不出它起源于哪朝哪代 ，但都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什么“土地庙子会”“娘娘庙子会”“关帝庙子会”等等。后来时间长了，人们又在庙会前面加上了地名，继而增添了庙会的区域感 。

老人们说，过去的古会，实际上就是“香火会”，人们为了祈求平安、盼望风调雨顺、求娘娘赐子，都要去庙宇烧香祭拜，就是谁家有了病人也要烧香，求神赐药。于是就成了人们春节后急办的一件大事。

因此，哪家的神仙有“灵气”，哪里的庙会就有名气，人气也就越旺，一连几天都是香火不断，经久不衰。后来，由于人们长时间等着上香求神，一些衣食住行的商贩便前来助阵，还有一些杂耍、说唱艺人也来助兴。时间一长，便形成了人员密集、物资流通、艺海纷呈的集散地。

新中国成立后，人们的精神和物质生活都发生着崭新的变化，人们不再信仰鬼神了，庙会、香火会逐渐被物资交流而代替，但人山人海的热闹场面仍是有增无减。

在交通不便的年代，人们不是为了挣钱多少，而是为了物资上的交流。附近地市乃至更远的商家，都在会上搭上大棚，销售各地的土特产品，采购当地稀有农贸物资。

庙会上大街小巷摊位林立，吆喝声、叫卖声此起彼伏。闹市的街道上，拥挤的人流水泄不通，街头巷尾的民间艺人，吼着沙哑的喉咙说唱，引得捧场的观众阵阵喝彩。

四面八方的乡间道路上，赶会的人川流不息，有骑自行车的，提篮子的，背包袱的，还有用拉地排车拉着老人孩子的，俨然是一副壮观的“清明上河图”。

多家剧团的搭台演出，南腔北调的曲种荟萃，是庙会最吸引人的地方。过去的乡村戏院简陋而宽敞，舞台和院墙都是用青砖和土坯垒成的，也分为茶座和普通座位两种。

普通座是收集农户的木椽当座位，规则的占据了院子的大部分空间。茶座是在戏院的一侧，苇箔罩顶，十几张八仙桌分两排摆开，每张桌子配三条板凳，按人头收费供应茶水。观众席间不时地有零食小贩穿梭，叫卖着瓜子、面包和麻糖。那时的乡民们虽然不懂得鼓掌叫好，但听到好的唱腔，也不时窃窃私语地赞叹。

受欢迎的还有琳琅满目的小吃，那顶着油饹馇的酥香煎包，一口咬不透的双面芝麻大壮馍，酥脆爽口的香油果子，还有那边软心酥的五香大烧饼，真让人垂涎欲滴。

当地的一种汤名叫酸辣汤，是用小麦面和成稠面糊，经过醒发后，使面筋、粉浆分离，然后粉浆作糊，面筋作料，熬成粥状，加上海带、粉条、鸡丝和胡椒粉，装碗时再加香菜和香醋，一碗飘着洁白面筋的酸辣汤端到顾客面前，吸溜吸溜喝着，再配上煎包或烧饼，美味极了。

汶上的庙会不仅是热闹，而且还是接连不断，有时这个会刚赶完那个会又接上了。如果把汶上的会赶完，也就到了麦子收割的时候了。难怪一些商家每年不把会赶完，不赚个盆满钵满是不会甘心的，如此的“赶会”，倒不如说“撵会”更恰当。

在童年时的记忆中，除了过年，最热闹的事儿莫过于赶会了。那时的人穷，吃不起会上卖的包子，只能怀揣两个煎饼，在乡亲们“走哎看吃包子的去了”的吆喝声中，随着大人们融入赶会的人流中。

在众多人的心目中，不买不卖，就图个娱乐。那时，能花五分钱买个戏票听场戏，也是一种奢侈的享受。孩童们听不懂戏，只能看看耍猴的、套圈的、玩杂耍的，实实在在的高兴一阵子。

有一次跟奶奶赶会，以为这次准能奢侈一番了。看见会上吃的穿的用的玩的应有尽有、琳琅满目，锄头、镰刀、扫把、炊具样样齐全，这些都没引来我的兴趣。但不远处煎包、壮馍、烧饼的香味一阵阵袭来，阵阵吆喝声不绝于耳。

“刚出锅的热包子，两毛五一盘！”我不由得向前走去，那包子馅盆上满满的肉丁，让我禁不住吞了几下口水。奶奶看出了我的心事，拉起我的胳膊对我说：“走，奶奶给你买更好吃的去。”

在一个小摊前，奶奶从衣兜里掏出五分钱，买了五个大大的糖米球，总算跟奶奶享了一次赶会的口福。后来我才知道，十里八村的赶会人一般不在会上吃饭，只有当地有钱人和外地商贩们，才能享受到“会餐”的福利。要是现在的生活，再多的肉包子，也勾引不出我的馋虫来了。

庙会不仅是人们物资交流的集散地，还是人们社会交际的场所。每到庙会到来之前，距会较近的村庄，便会请亲邀友汇聚一堂，共享“赶会”带来的快乐。

一些春节期间刚结识的男女佳偶，也会趁赶会之际加深了解，收获了爱情。庙会给人们带来了不可替代的物资和精神交流机遇，使之成为千百年来生活中的重要事项，生生不息地沿袭下来，逐步成为浓郁的乡村文化载体。

时代进步了，商品的流通有了更便捷的方式。可谓手机一点，指点江山；超市一溜，样样凑够。过去的赶集逛会方式，逐渐被新时代、新节奏所取代。

庙会变小了，人员变少了，而庙会这一带着历史印痕的乡村记忆，留给父老乡亲、兄弟姐妹的那份热闹，还有那割不断的绵绵乡愁情结，在我脑海里不时地闪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