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西省贵溪市，旧有“父子三翰林，一家四进士”的佳话。
554年前，工部济宁分司主事毕瑜，在济宁城内主持筑建一桥，榜题“济川”。恰巧这天毕瑜长子出生，也取名“济川”。那年是明成化五年，公元1469年。第二年，又有次子，名“济时”。这爷仨，毕瑜，中明成化二年（1466）进士二甲第58名，授翰林院庶吉士；毕济川，中弘治十五年（1502）进士二甲42名，官翰林院编修；毕济时，中正德六年（1511）进士二甲第40名，选翰林院庶吉士。
后来，毕济川之孙毕三才，又中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三甲第18名，官至七省巡按，升太仆寺少卿。贵溪毕家于是有了“翰林世家”之称，建有牌坊，荣耀故里。“一门三进士今绝少，父子三翰林古无多”，一时名震朝野。
这祖孙，又是如何与济宁有这些联系，与济宁运河扯上故事的呢？
毕瑜，字廷珍，江西贵溪县白田乡小田村人，生于1435年十二月初一，卒于1480年。中进士后的第3年，即成化五年，以正五品郎中衔来济宁任工部分司主事，也便有了开头说的桥与儿子同取一名的故事。
这篇故事，又是曾孙毕三才的同年、内阁首辅朱国祯（1558—1632）在《涌幢小品》记录的一段往事。文章不长，录此存查：
济宁州济水，会洸、沂、泗之水，皆循大清河故道。旧未有桥，成化中，工部郎中毕瑜，贵溪人，创为桥，榜曰济川。落成之日，长子生，遂以名。弘治壬戌进士，翰林编修。又一日，梦绯衣绛巾者，称宋邢魁，曰：“公堤大逼，吾宫将为行路，奈何？”亟索堤傍志石，丹书炳然，改筑堤，封其故墓，为文以祭。匝岁复见梦曰：“愿为公后以报。”诘朝生子为济时，正德辛未进士，亦工部郎中。孙三才，与余同年，己丑进士，御史、少卿。
晚明杰出思想家、毕三才的状元同年焦竑（1540—1620）在《澹园集》第二十卷里，也以《重修济宁州济川坊记》为题写了这一故事。
毕瑜于成化十年（1474），由京官调任提督山东学政按察司佥事。在此任期间，也留下一些佳话逸事——
在邹县孟庙致严门外题有《告孟庙文》，关于孟子学说的观点，至今仍有现实意义。还命邹县教谕刘浚、宁阳教谕宋叔昭、峄县教谕吴伯淳三人编纂《孔颜孟三氏志》，五年“凡五易稿而得七八矣，然家藏故典不能尽详”。
成化十六年（1480），刘浚、吴伯淳因公务暂离，毕瑜也在这一年去世，此书编纂遂告中辍。成化十八年（1482），刘浚得到孔公璜所作《祖庭广记》，补充前稿不详内容才得以完稿，后由邹县知县张泰助资刻印而传播于世，亦算告慰了毕瑜在天之灵。
毕瑜游尼山，先后拜谒了颜回墓、夫子庙、观川亭、智源溪、坤灵洞等，感叹道：“天下之大，非无名山大川可观，而千万年斯文独肇于此。得非天地五行精华之气，自开辟初已秘于此？一旦吾夫子应祷而生，有以独得之，尽夺天下古今之秀，为人之至，又为圣人之至也耶？”回到济南仍感奋不已，遂撰《尼山记》。在泰山、济南、日照、邹平等地，也留下许多怀古咏史的诗文。
毕济川（1469—1510），字汝舟，1502年33岁中进士，41岁即辞世。因书法、文采俱佳，且做事勤谨严笃，“留馆”担任编修，一直在翰林院“爬格子”。得以参与修纂《孝宗实录》，被誉“史法精整，缀词简古，如汉唐人笔”。在家乡为母亲方氏守孝间，以编纂国史的水平主修《新安毕氏族谱》17卷，杂著《春秋会同正蒙解》诸集行世。虽与济宁济川桥同名，却与济川桥、济川坊再没发生过故事。倒是其弟济时、其孙三才，与济川桥、济川坊和工部济宁分司，又延续了开篇所述逸事。
毕济时（1470—1535），字汝霖，号茅洲，正德六年（1511）进士，仕终工部管河司郎中（正五品）。《明武宗实录》等有关史料记载，毕济时在任工部郎中时，在山东运河河道管理方面，做出许多革除陋弊的业绩。
正德十四年（1519），京杭大运河南旺一带80余里河道出现淤塞，漕船滞留。毕济时奉皇帝之命赶赴现场，会同山东巡河、分守等官员入夜巡查，调集千万民工及时清淤疏浚，使运河得以畅通。他屡次反映河道管理的弊端，提出相应治理措施并得以施行。
正德十五年（1520）正月，武宗帝批准其请求，规定此后沿运河一线的军卫、有司存贮的桩草、夫价银两，“非关河道急务，不得擅用”。明朝规定，管理运河官员专职管理河道，其上司不得差遣办理其他事务。尽管朝廷三令五申，却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施行。
嘉靖元年（1522）二月，毕济时上奏说，运河临清以北沿河所属大半为屯军，但“军屯之地铺舍尽毁、官柳尽伐、堤岸不修、河洪不浚，军民船舶盗劫为常”，并指出原因主要是武职廉勤者少，而抚按又委以被差；军士缺伍者多，且壮丁大都被编以它役，对河道维护重视不足。
毕济时的奏疏转到兵部，兵部非常重视，后经覆准，兵部依照军政考选事例，每处卫所都选定一员廉洁勤慎的指挥，专门负责河道事务，使河道管理更加有序高效。
毕三才，生卒不详，字诚叔，号印石，毕济川的孙子。贵溪县小田村《毕氏家谱》载：毕济川无子一女，过继毕敖之子武卿为后。三才万历十七年（1589）中进士后，初任徽州府推官，钦授监察御史，万历三十年（1602）任云贵川陕等七省巡按，凡13年，升太仆寺少卿（正四品）。宁夏告急，敕代阅武事后赐一品服俸。声名煊赫，成为贵溪毕姓家族中官职最显、权位最重、至今传说最多的一位。
1598年至1599年间，毕三才奉旨来济宁勘察水务，重修了屏立工部济宁分司的“济川”“瀹济”两座牌坊，并延请时驻济宁任都水司主事的胡瓒改题坊额，将“济川”改为“排泗”。如此是谦逊之举，还是为避祖名讳，不得而知。
至此，济川坊还在，坊名已改。立坊的时间，应该是毕瑜来济宁任职的第一年，也就是毕济川出生的那年，即1469年。消失的时间，应是清康熙十四年（1675）分司裁撤辟为济阳书院，以及后作慈善机构普济堂以后的事。如此算来，这座蕴含着传奇故事的牌坊，在济宁运河岸边矗立200余年。
毕瑜、毕济时、毕三才或数年或数月、数日履职的明代工部济宁分司，位置在哪儿呢？济川坊又在哪里呢？
工部济宁分司，为工部山东四大分司之一，是工部都水清吏司，简称都水司，职官在济宁的衙署。《兖州府志·河渠志》载：“都水司主事一员，奉部檄行事，驻诸济宁，掌凡泉源闸坝之政令，府州县管泉管河官员皆属提调。”
工部济宁分司署，初建在城外王家屯，房屋23间；后移建城南门外鼓楼街北，面东设门。毕瑜来任主事后，始改坐北朝南向。至清康熙年间辟为书院前的衙署规模，三进院落和两处跨院，建筑共58间。
第一进院落里，有仪门、直宿房、书吏厅、外厨房、皂隶房等，主体建筑为兼济堂，六楹，堂前有抱厦，东为书办房，西为文卷房。偏东一处跨院，有君子轩。君子轩之前为客厅，之后为一卷亭。南墙边辟有绿台、莲池，植有疏竹，池中荷叶田田，台上竹影婆娑。偏西一处跨院，是土神祠。第二进院落，主体建筑饮水堂，东西为书房。第三进院落是寝楼院，寝楼上下10间，楼之前为东西厢房，楼之西侧有莲池，池北为草玄亭。
衙署大门，前题“都水行台”，后题“砥柱中流”。都水台，是主管治水的官署名，明代在工部设都水司，不单设台监；行台，是指中央机关临时在外设置的分支机构。砥柱中流，是分司署官员告诉民众，他们能像黄河中流砥柱一样力挽狂澜。门侧东为官吏房，西为听差房，其两侧筑建东西鼓楼，而“鼓楼街”也因此得名。
大门之前以东以西，共建有7座牌坊，其额题标示着官署名称、治所地理位置、性质和职责。门前，中为“转漕要会”坊，东、西为“节宣国脉”“飞挽京储”两座跨街石牌坊。
转漕，取“天下转漕，仰此一渠”之意；要会，通都要道之义。赞誉济宁是运河之上的通都大邑。节宣国脉，是言济宁“南控江淮，北接京畿”“闭则为锁钥，启则为通关”“济宁通则全河活，济宁塞则全河停”的特殊地理环境，以及济宁之于整条运河极端重要的地位。飞挽京储，则言漕粮迅速运送到京城。
又东为“国赋通津”坊，额题之义也是说济宁“处漕渠之中，襟带四方 ”，南北冲要的特殊地理位置，以及税赋征收的重要关口。门之最西北，为“司空行署”坊。司空，代指工部的官员；司空行署，指工部驻扎济宁的公署。
分司署衙最东，顺运河而建之牌坊，即是毕瑜所建、其曾孙毕三才重修的两座牌坊，北曰“瀹济”；南边那座，就是“济川”坊，重修后改名“排泗”，由时任工部主事胡瓒题额。济川，排泗，瀹济，是言工部济宁分司的职责，就是引水济运、疏浚漕河。尤其是毕三才重修、胡瓒改题坊额的牌坊，更是记录着毕氏祖孙为官运河的传奇故事。
工部济宁分司署，在今老运河盛泰桥西、鼓楼街路北公路佳苑小区附近。济川坊，约在今鼓楼街与竹竿巷交叉路口的“竹竿巷”石坊处。沧海桑田，世事多变。不变者，运河依然在，文化在流传。
①1914年的小闸口。河对岸即明代工部济宁分司遗址。
②鼓楼街与竹竿巷交叉口处的竹竿巷坊。约为济川坊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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