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曰春

钱穆先生说：“凡孔子行迹所至，偶所亲即，其光风之所熏灼，精神之所影响，实有其永不昧灭者。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凡孔子行迹所至，实已是孔子之行道所至矣。”而古之中都，今之汶上，即是圣人过化之地。

《史记·孔子家语》载：鲁定公九年，“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

《孔子家语》载：“孔子初仕，为中都宰。制为养生送死之节，长幼异食，强弱异任，男女别涂，路无拾遗，器不雕伪。为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因丘陵为坟，不封不树。行之一年，而西方之诸侯则焉。”

定公谓孔子曰：“学子此法以治鲁国，何如？”

孔子对曰：“虽天下可乎，何但鲁国而已哉！”

《汶上县志》云：“汶虽褊小，孔冉莅焉！高山景行，其在斯与！”孔冉，即孔子弟子、继任中都宰者冉耕。

公元前501年，51岁的孔子初仕中都宰。鲁定公的这一任命，对于孔子、中都、儒家文化而言，都是一件具有重大而深远意义的事件。

孔子宰中都给孔子以短暂施展才干的机会。孔子是一个具有伟大抱负的人，他胸怀大道，以天下为己任，一心想重整天下秩序，而且充满自信：“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他说：“如果有人用我治理国家，一年便可以搞出个样子，三年就一定会有成效。”

但是，孔子偏偏又是一个生不逢时、命运多舛的人。正如司马迁所说“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因此，当得知鲁定公的这一任命，孔子欣喜之情可想而知，用钱穆先生的话说是“翩然”而出。

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其政治才干着实了得！正因如此，一年之后孔子就由中都宰而司空而大司寇，短短三四年的时间连升三级。孔子作为伟大政治家的风采得以充分展现，也使他的理想有机会实现。试想，孔子如果没有初任中都宰而获得从政的机会，该是一个多么大的遗憾啊。

孔子宰中都，让中都成为令人向往的“圣治之地”。中都是一个非同一般的地方，它地处鲁国西部水陆交通要塞，且系鲁国九公陵墓所在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孔子宰中都，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制为养生送死之节”，恢复社会秩序，发展多种经济。一年时间，中都百姓安居乐业，出现了“路无拾遗，器不雕伪”的圣治景象。不仅如此，作为圣人之治的地方，对莅汶为官者及百姓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孔子宰中都树立了为政以德的历史标杆，成为汶上为官者的学习榜样。正如栗可仕所说：“余小子诵法圣贤，今既得使为汶，窃窃然喜得从圣贤之后也。矢心自许曰‘所不愿学孔子，苟禄自润，以上负朝廷设官之意，下背父师拳拳之教者，非夫也’。”

栗可仕说，自己到汶上来做官深感荣幸，如果光领俸禄不尽心履职，以致于辜负了朝廷的信任、亲友的教诲，那就不是一个大丈夫！正是以孔子为榜样，所以“汶上自古多贤令”，诸如唐朝邢审容、宋朝周师中，明清时期的史诚祖、赵可怀，张惟诚、雷一龙等人，政绩卓著，有的评为全国之首，百姓为之立生祠，永久祭祀。

孔子化行中都，让老百姓懂礼仪、知廉耻，形成了中都汶上淳厚的民风和宽厚的社会风气。万历《汶上县志》记载，汶上民风“宽博易直，不为小文，有大国之风”。中都汶上遂成为令人向往的“圣地”：近者悦，远者来。因此，孔氏大宗户、孟氏大宗户、朱熹后裔才先后慕名徙居中都汶上，使中都汶上成为远近闻名的“孔孟之乡”。

孔子宰中都，奠定了儒家文化的现实基础。儒家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干，深刻影响和塑造着中华民族的性格，成为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文化基因，至今仍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作为儒家文化创始人，孔子初仕中都宰，实践自己的思想学说和政治主张，这在儒家文化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马克思说过一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孔子宰中都，不仅检验了自己的学说，而且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自己的思想。孔子宰中都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证明了儒家学说不仅仅是一种“坐而论道”的学说，而且是具有实践力量的治国理政的思想指引。这恰好解释了为什么在当初只是“百家争鸣”之一家的儒家，从汉武帝时一跃而成为享有“独尊”地位的历代帝王的指导思想和主流意识形态。

中都汶上历史悠久，文化深厚。孔子宰中都是中都汶上儒家文化创立的标志，在汶上儒家文化中享有无比崇高的地位，具有非同凡响的影响力。正是在孔子宰中都创立的汶上儒家文化影响下，两千五百多年来的中都汶上人又在自觉传承和发展着汶上儒家文化。

无论是孔子宰中都创立的儒家文化，还是接任孔子为中都宰的冉耕，一直到清代汶上儒家文化发展脉络，都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儒家文化的内涵，更好地展示了汶上儒家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圣泽尚未泯，父老犹歌之。”作为沐浴着千年圣治遗风的汶上人，正怀着无比神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挖掘先人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让沉睡在古籍里的文化活起来、走出来，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深入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中华文化新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