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春之月，德盛在木”出自《礼记·月令》，意为春天植树是有道德的行为。以植树来衡量人之德，可见古人对植树的重视。《礼记》还说，“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季夏之月……树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无或斩伐。”树栽下去了，禁止砍伐，并派人巡山，植树造林的制度显然已经完备。

早在舜禹时代，我国就有了“虞官”，专门掌管山泽苑囿田猎。据《史记》记载，舜任命的第一任“虞官”是伯益。西周时期，国家专门设立了“山虞”“林衡”来管理山林，孟春、季夏之月“禁止伐木”，并对不植树者给予处罚。“不种者，无椁”，不种树的人，死后不准用棺材。这样的处罚，是十分严厉的。

春秋时期，管仲力倡植树，“民之能树艺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凡能种100棵树，并使之成林者，奖励“黄金一斤，粮食八石”，这已经不是一般的丰厚了。

到了秦代，国家规定大街小巷两侧必须种树，开了我国城市绿化的先河。贾山在《至言》里说：“秦为驰道于天下，道广五十步，树以青松。”北魏时，国家明文规定：“男夫一人给田二十亩，课莳余，种桑五十株，枣五株，榆三株，限三年种毕。”隋炀帝开挖大运河时，也要求在河堤广植柳树，出台了“柳一株，赏一缣”的奖励措施。

到了唐宋时期，植树已渐成一种风气。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王安石、辛弃疾等著名诗人，纷纷加入植树造林的行列，留下了众多脍炙人口的诗句。“桃花我所栽，别来向三年”“白头种松桂，早晚见成林”“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而“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连如何种树的书都编写出来了，植树风行就毋庸置疑了。

元世祖忽必烈登上皇位后，诏告天下“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衣食以农桑为本”。当时颁布的《农桑之制》规定：每丁每岁种桑、枣二十株，如土性不宜，可改种榆、柳，均以种活长成为数，各级官吏负责督促实施，如有失职造假的行为，则给以严厉惩处。

朱元璋对植树更是情有独钟，号称“植树皇帝”。洪武元年，朱元璋登基时颁布了一道特别的诏令：“令天下广植。凡民户有田者，须种桑麻，栗枣各二百株。”每户每年要种桑麻及枣树各两百株，可见数量之多。从那时起，仅金陵钟山等地就植桑麻50多万棵。后来逐年增加，直至形成热潮，据说全国各地栽种树木达几亿棵之多。

清朝则要求地方官员，必须加强对植树造林的宣传，劝导植树，禁止非时采伐、牛羊践踏及盗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