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勃的《滕王阁序》中有“无路请缨，等终军之弱冠”一句，从我住的小区沿103国道南行二十公里，就是那个少年英雄、天才外交家终军的故里——千年古镇仲宫。每逢农历的一、三、六、八，仲宫都是集市。往年103是双向四车道，城里人驾车去赶集的多，路途常常堵车。去年路面加宽，改成双向八车道，车子更多了，但是堵车基本不会发生。这里是一个大集，占地大约几百亩，集上卖什么的都有，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买不到的。用熙熙攘攘、摩肩接踵形容人多，一点也不过分。我赶过四次集，一个男人的吆喝就刻录在脑子里：“糖炒栗子，糖炒栗子，真甜哟！真香哟！狗日的咋就这么甜这么香？！”我两次循着声音慢慢挤过去，见是一个中年汉子的摊位。他炒的栗子都裂开了口，透出诱人的鸡油黄。买客真不少，都耐心地排队。他每次吆喝，都引得大家哈哈大笑，可以说是物质精神双享受了。集市上别的吆喝，大都是直来直去，平淡无奇，而糖炒栗子的吆喝充满幽默感艺术性，让人听一次就能记一辈子，市场效果自然是分外好了！像“蟑螂不死厂长死，厂长死了我也死”“你考了北大，他考了清华，我烤了地瓜”，也是妙趣横生。
可以肯定的是，自从有了市场交易，就有了吆喝。《诗经》中的“氓之蚩蚩，抱布贸丝”，也必定有吆喝声。我的少年时期，没有那么多商店超市，所以游动的吆喝很多。挑担子卖香油的，手里拿一个梆子敲，很有节奏。买不起香油的几个顽劣的男孩子，就喊叫起来：“卖香油的敲梆梆，你娘没在这庄上。”卖香油的人也不生气，回敬了一句：“敲烂你娘！”就把梆子敲得更响了。遛街串巷的剃头挑子，手里拿着个由十几页小铁片连成的东西，手一抖就发出哗哗啦啦的响，直到把剃头的客人引出来才停了吆喝。游医的行头简单，肩上一个褡裢，前边装了些常用的膏散丹丸，后面装几本药书及针灸拔罐之类的器具。游医手里拿一个像铃样的东西，边走边摇。传统的规矩是“医不叩门”，你不能敲门问人家要不要看病，否则会遭到詈骂甚至挨揍，所以游医只能用力地摇铃。摇铃也是有讲究的，铃平于胸，表示医术一般；铃平于肩，表示医术很好；铃举过了头顶，表示医术高超；如果遇到药铺，游医不再摇铃，算是敬了码头。
小时候最喜欢听的吆喝就是货郎鼓了。货郎的糖豆、琉璃球、弹弓，是男孩子们的最爱，女孩子爱的是头绳、橡皮筋、蝴蝶结卡子。有一次，我不小心打碎了家里唯一的小镜子，母亲就从许多墙缝里抠出一团头发，从货郎那里换来了一个小小的圆镜子。这件事是刻骨铭心的。一九六四年考高中，考前语文老师估了六个作文题，反复给我们讲解怎样写作。考试那天，想不到作文题就是《镜子》。看到这个题目，我异常兴奋，完全忘了老师讲的“以某某英雄某某模范为镜子为尺子展开写作”，而是想起了母亲使劲梳头，用一团头发换取一个小圆镜子的事。因为是亲历，写得特别流畅，自己也很动感情。考上高中后，我是班里最矮的，却被分到了最后一排座，同位竟是一个特别顽劣的体育生，我的成绩迅速下降。我请班主任给我调位，班主任说中考批卷时我的作文争议很大，部分老师要给零分，因为跑了题，文章体现出的思想意识也不正确，后来好歹原谅了我。这是一次历险，差一点考不上高中。此后的许多年里，听到货郎鼓的声音我就有些紧张，就会想到考高中时的惊险。
过去的吆喝，都是商业行为，文化人与吆喝无关。过去文盲多，识字的少，街头特别是邮局门旁就有了代写书信的摊子。先生只是静静地等待，没有半句吆喝。如果有人要先生写休书、写讼词，先生就会拒绝，然后就高声叫道：“代写书信，成人之美！”作家孙犁有篇散文《吃菜根》，其中写了一位私塾老先生天寒失业，为了生活，只好沿街叫卖，不停地吆喝“教书，教书”。丢了文化人的尊严，最后也抵挡不了饥肠辘辘，跑到野地里偷人家种的菜吃。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有个外号叫“谀墓”，他为别人写过六七十篇墓志铭，每篇都有丰厚的收入。有一次一篇墓志铭换来一匹宝马，外加一堆绸缎。韩愈的这类写作，都是应别人央求，他名气太大，是用不着吆喝的。但凡他有一星点儿吆喝，会被天下文人的唾沫淹死。
白云苍狗，乾坤颠倒，现如今吆喝得最凶的恰恰是文人了！我在小县城工作的时候，有个青年到我家来，递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印着“世界诗人协会副会长”“诺贝尔诗歌研究会会长”“中国青年诗人联盟副主席”……八九个头衔，看得我目瞪口呆。邻县有个青年作家，他喜欢到集市上散发自己的资料，资料上介绍他写作用过的稿纸有一吨多重，他是欧美十几个大学的兼职教授，他还创办了一个世界级的文学大奖“宇宙荷花文学奖”，他是终身评委。知情人说，他老婆早和他离了婚，他又放不下身子去地里劳动，穷困得家徒四壁，面有菜色。毕竟功夫不负有心人，有位做服装生意的老板请他写篇报告文学宣传宣传，先预交了五千元稿费。这位青年作家哪见过这么多钱？头脑一热揣着钱逃窜了。当然是被捉了回来，后来送到了精神病院。
如果说上面那两位年少轻狂，算不上文人，权且当作一个笑话，我熟悉的一位作家就是真正的文人了。这位作家发表过不少小说、随笔，也得过官办的文学奖。稍有留意就会发现，这位作家的随笔，不少内容是为自己吆喝。他隔三差五就在本地的小报上发表文章，竟然大言不惭地说自己是“好人”“最善良”“最诚恳”。这位作家尤其擅长借用死人的口，明明写的是纪念故人的文章，实际上却是借用死者的口为自己歌功颂德。举一篇他纪念一位教授的文章为例证：“先生活着的时候，经常给我通信，夸赞我的小说写得好。有一次，是一个雨夜，在一个酒店里巧遇先生，先生向别人介绍我，说我不仅小说写得极好，人品也极好。”人们熟知的作家浩然、陈忠实等名人去世，这位作家都撰写了相似的“醉翁之意不在酒”的纪念文章，说浩然如何如何赞美他，说陈忠实给了他极高的评价。知情的人读了会哑然一笑，嗤之以鼻，不知情的就认为他如何了得，是位了不起的大作家了。他的这种吆喝手段没有任何风险，死者究竟夸没夸他？他和死者究竟认识不认识？都是死无对证了。
文人比普通人有学问，想象丰富，思路开阔，其吆喝的艺术比普通人要高明多了。普通人是自己吆喝，文人不仅自己吆喝，更善于呼朋引类，相互吹捧。常常见到一些评论，吹嘘某个作品“伟大”“杰出”“空前”“史诗”“最最”，仿佛作者是千古一人。吹到一定程度，有的就进入另一个阶段：装神弄鬼。关于这类文人的笑话、传说也多起来，“拥趸”们乐于编造，文人也乐于接受。我认识的几位成就卓著的作家朋友，关于他们的离奇古怪的故事，几乎是车载斗量。比如，某人独自住在孤岛的破败石屋里，大海茫茫，自寻食物，三年不上岸，写出三个长篇小说。三年时间，须发三尺，仙风道骨，把海盗吓得瑟瑟下跪。某人在北国隆冬，雪花如席，和几个朋友在一个小酒馆里聚餐。餐室里没有暖气，众人都冻得牙战嘣嘣，只有他穿戴单薄，满面红光，一团热气从他身上升腾。他们离开后，酒馆老板才发现作家的坐椅底下，静卧着一个散发着紫气的红色乌龟……可以肯定，作家朋友是绝不会编造的，编造者是一些寄生于他们的文友，为之写专访、印象记、评论、立传，人生充满劳绩，需要千奇百怪地吆喝，因而也就说不上行为高雅，也说不上行为卑下。
《聊斋志异》中有一篇短小说《金世成》。讲的是一位平时放荡不羁不为人齿的男人，这人叫金世成。金世成表面上是个无所事事混天撩日的渣男，其实胸有城府。某一天他突然削发为僧，行为疯疯癫癫，令人大为震惊的是他专门吃污秽的东西。遇到狗粪羊粪，他马上趴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吃掉。他一边吃一边大声吆喝：“我是佛，我是佛！”以粪为珍馐美馔，大快朵颐，这自然有了轰动效应，愚昧的男男女女都相信他已经成佛了，于是争先恐后拜他为师。弟子们对他的话无不是言听计从，他命令弟子们吃粪便，没有一个违抗的，都吃个干净。他要为自己修殿建阁，弟子们都是慷慨解囊。县令抓捕了他，并对他鞭笞。县令是个聪明人，责令他建文庙。弟子们奔走相告“佛有难，佛有难”，纷纷募捐解救他，文庙很快建成。金世成是不择手段、出奇制胜的，金世成佛也成了空前绝后的“佛”。
所有的吆喝都与名利有关，历来如此，而今尤为炽烈。既为名利，往往就跌破了道德品行的底线，庶几成了虚假和伪劣的代名词了。昨天听说一件事：几位农民种了几十亩白萝卜，没想到萝卜长得又细又长，吆喝了一周，根本无人问津。农民愁肠百结，正准备完全放弃的时候，其中一人有了好主意，给又细又长的萝卜起了个新名：象牙白。于是他们在网上在市场上极力吆喝新品种“象牙白”，称其富含多种维生素，补血益气，通滞化瘀，结果不到半个月，象牙白卖个净光。
吆喝的功效不言而喻。吆喝的基础是受众的盲从。一个浮躁的时代，很少有人愿意辨析探究了，或者说，很少有人具有辨析探究的能力了。所以，世面上的“金世成佛”和“象牙白”，自然层出不穷。吆喝是一种繁华，更是聒噪喧嚣。风声凶厉，上乱行云，下卷尘土，不要说凡俗之处了，就连古寺名庙也是经幡褴褛，菩提枯萎，祭台狼藉了。遥想两千三百年前，屈原放逐，披发行吟，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泽畔的渔翁见状对屈原唱道：“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渔翁的歌声亦是一种吆喝，他境界宏阔，寓意深远，对自认“举世皆浊我独清”的屈原既是精神抚慰，也是灵魂浣洗，也是生命渡津。李白的“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陆游的“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元好问的“我有一卮芳酒，唤取山花山鸟，伴我醉时吟。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这样的吆喝，或者风流清雅诗意盎然，或者心声幽幽一唱三叹，或者风神旷达尽洗红尘……
吆喝之音，看似耳之特有遭遇，其实是入目、入鼻、入口、入心的，尤其是可以入梦。梦的唯一功效就是满足人们在现实中的愿望，缝合现实的伤口。梦的本质是欺骗，为了获取美的吆喝，相信无数的人甘做梦奴。
（转载自2026年第6期《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