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俊岭

二〇二五年八月，李立泰的中短篇小说集《过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因为时日迁延，直到二〇二六年六月，我才把小说集中的作品看完。一周的时间里，手捧书本，北望鲁西，遂有万千感慨，不时从脑海里产生。

鲁迅先生说过：天才们无论怎么吹牛，也不能凭空创造。先生是在肯定生活对于创作的重要作用。

几十年来，文学界不少人认同这样一个判断：作家可分为经验型作家、想象型作家两大类。我的认识是：这种区分只能是大致的，因为经验型作家也离不开想象，想象型作家也不是一点生活也没有。世间，大部分作家属于经验型作家。

李立泰生长于农村家庭，具有丰富的阅历，品尝过不少苦难，干过各种农活。特别是，他由乡镇文化站临时工经过考试转为国家干部，后又进入聊城工作。这种华丽转身，让他对故乡有了审美距离，虽然只有几十公里的间隔。

一篇一篇，先是中短篇小说，后是小小说，再后又是中短篇小说，李立泰以小说为工具，开掘丰富的生活矿藏。小说取材决定着，李立泰的作品呈现出厚实、真实、生动、茂密的风貌。

《过麦》集中的十九篇小说，内涵是十分丰富的。

一是对鲁西乡村广大农民身上的人性之美，刻画得真切而自然。《大仓家的》主要人物春玲，作为大仓媳妇，在家做家务、下地干农活，是一个勤劳的女人。春玲当上妇救会的副主任后，超额为八路军做军鞋。春玲、大仓夫妻二人精心照顾、掩护伤员刘排长。最后，春玲带着十个姐妹，不顾生命危险，去前线送军鞋。《卢老师》中，村主任对来村教书的卢老师全力照顾，老太太还把鸡蛋低价卖给他。《瓜田错》中的董四古，原谅与自己作对的七大巴子。

二是对农民顽强生存意志的真诚讴歌。《年关》中，在畜牧站工作、外地剧团演戏等情节之外，主要描写春节将至，“我”家里却没有一分钱，没法买油、买肉，怎么办呢？我只好扛着四十斤玉米去集市上，看看能否卖掉。在黄风里待了很长时间，无人问津。回到家里，父亲说卖麦子吧。但是，妻子强烈反对。最后没有办法，只好把小山羊卖掉。山羊与我分别时依依不舍，咩咩地叫着，仿佛在求助，又似在啜泣。

《幸福鸡》情节丰富，年关之前送烧鸡的亲戚下关东、柳拧筋在城里烧鸡店学艺，已是很有趣味。更为动人的是，下关东的亲戚送来一只烧鸡后，父亲不舍得吃，安排我送到姥姥家。姥姥也不舍得吃，让舅舅送给了别的亲戚。到了二月二这天，这只烧鸡又奇妙地回到我家——也是一个亲戚送来的。为什么看出这只烧鸡就是亲戚年前送的那只呢？因为我在去姥姥家的路上，忍受不住香味的诱惑，把一只翅膀的尖儿，掐了下来。

这两篇在小说集中很有代表性。小说中的人物，虽然面临经济上的窘迫，但仍然想方设法度过年关。面对一只价格不菲、油香四溢的烧鸡，克制食欲，送给亲友。生活中哪怕有千苦万难，也要坚强地生存下去。这是一种生命力强悍的表现。

如果说《年关》《幸福鸡》是从饮食角度立意的话，那么，《过麦》《过秋》则是从劳累上，书写出乡村生活的真实意蕴。

在农业机械化之前，争秋夺麦，对广大农民的体力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在小说中，李立泰对劳累进行了详细的描写，读来让人心有戚戚。与劳累一起煎熬人的，还有天气。收麦时突然降落的大雨，收秋时的连绵阴雨，写得十分痛切，具有惊心动魄的感染力，非亲历者不能写出。而其中的人物精神振作，虎口夺粮，这样的结果，是一种安慰、一种希望。

三是对革命战争生活的深刻再现。《大仓家的》《她是卫生员》《修伞》诸篇，或写对战士的疼爱，或写卫生员的自我牺牲，或写交通员的机智，都有鲜明的个性，情节也比较精彩。

四是对城市生活的真实描摹。这类小说虽然只有《请客》《是时候了》两篇，但写出了公司从业人员复杂的内心世界，描绘出了现实感极强的世态人情。

李立泰的小说语言，最大的特色是对鲁西方言的大量提炼。

我一直认为，语言创新有三个来源：古语、方言、外文。我手写我口，是“五四”以来作家们使用的一个方法。将口语化的节奏、语气，纳入书面语、古语（懂外文的可以借鉴外文），写出来就是文学语言。既然是口语，就牵扯到方言词汇的选用。李立泰的小说中，方言出现的频率较高：稀甜、天夕、血晕、正形、钉耙子、板镢子、滴答金、麦腰子、热粘皮儿、麦子摇了、面个豆儿似的……

语言即内容。李立泰小说中的方言，很多是农耕生活的体现。这些方言，如同一些渐渐消失的实物，有在文学作品中保留的价值。况且，方言的使用，增强了小说的生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