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亚洲

崇尚和谐，企盼稳定，追求政通人和、安居乐业的平安社会，这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和”为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处理人际关系和矛盾问题的重要原则，是历代人们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状态，也是新时代共产党人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追求。在当代基层社会治理中，可以借鉴优秀传统文化中以和为贵理念，以“和”思想引领社会治理，丰富社会治理的手段，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弘扬“以和为贵”的价值取向。中国传统文化重和不重争、重合不重分，认为和睦、合作、和谐才能形成发展的合力。《论语》中说：“礼之用，和为贵。”孟子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与人为善、以和为贵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特征和基本价值取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种‘贵和尚中、善解能容，厚德载物、和而不同’的宽容品格，是我们民族所追求的一种文化理念。”在当代基层社会治理中，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导，以人为本、以和为贵，构建一种理性平和、宽容务实的社会文化，涤荡负面情绪，抚慰人们心灵，使不稳定因素在社会共同体中相互中和，最大限度地消弭社会矛盾，从而促进社会稳定，维护社会和谐。

借鉴“和而不同”的矛盾处理方法。作为处理矛盾的一种方式，和而不同是在承认事物之间差异的基础上求同存异，尊重差异、调和矛盾。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国语》中讲：“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和为贵、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理念在中国代代相传。随着改革的全面深化，不同社会群体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和而不同”包含着对这种多元并存的承认与宽容、协调与平衡。在当代基层社会治理中，应倡导在保护合法权益前提下自我克制，消除各种矛盾和分歧，通过寻找不同主体的共同利益，达到一种各具特色又多元和谐相处，“各美其美，美人所美”的和谐状态。

激活“和合共生”的文化基因。“和合”是中华民族先贤在实践中孕育的智慧，是人与人和谐共处的制胜法宝。《中庸》提出：“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史记》讲：“施教导民，上下和合。”《荀子·天论》记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然与社会的和谐，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和谐，我们民族的理想正在于此，我们民族的凝聚力、创造力也正基于此。”在当代基层社会治理中，要激活“和合”的文化基因，以“和合”文化教化人心、安顿人心，人与人亲和友善、相互尊重、以诚相处，以包容、开放、博大的心态和胸怀去欣赏和接纳他人，建立温情和睦的人际关系，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道德水准，使整个社会呈现祥和美好风貌。

汲取“无讼至和”的思想精华。息讼无讼是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目标和理想状态，通过倡导息讼止争、无讼为贵的理念，力求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集注》中说：“圣人不以听讼为难，而以使民无讼为贵。”《幼学琼林》也说：“世人惟不平则鸣，圣人以无讼为贵。”在当代基层社会治理中，要汲取传统文化“无讼”等思想精华，以“和”的理念引领调处化解工作，坚持“调解在先，矛盾纠纷早处理”，把调解工作走在矛盾激化成诉前，以社会矛盾的有效调处化解，达到社会和谐目标。

（作者单位：山东济宁政德教育干部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