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几位在京的同学约好去看张老师。临别，老师又像往常一样，给我的包里装了一瓶雪里蕻。另外一个同学不要，这次我得到两瓶，心里高兴得不得了。

还是那种熟悉的罐头瓶，方方正正的，里面的雪里蕻青绿诱人，香脆可口。师公说，你也给现富拿点好东西，每次都是咸菜。张老师说，他就好这一口，每年腌得不多，都给他留一点。不是啥好东西，就是想让他再吃吃小时候的味道！

知我者老师也。我也是年近半百之人，也算得上吃过大江南北，尝过各种美食，唯独偏爱的还是咸菜。至今家里的冰箱里，还摆着各种咸菜，有老母亲腌制的辣椒、酱豆子、芥菜疙瘩、胡萝卜，还有从市场上买的西瓜酱、辣白菜。一瓶瓶，一罐罐，把冰箱挤得满满当当。不过，我还是更爱吃雪里蕻。

张老师是我们初中时的语文老师，后来跟师公随军定居在了北京。30多年过去了，虽然时过境迁，很多记忆都被岁月冲刷得七零八落，但在中学的寄宿生活依然记得清晰。

那个时候，我在镇上的中学读书，平时吃住在学校，只有周六才能回家。在学校吃的馒头，是用自家的粮食换的，菜就是自己带的咸菜。一瓶咸菜，就是我一个星期的生计。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我们鲁西南，咸菜是每家每户的主打菜。除了中午能吃上一顿熟菜，早上晚上都是咸菜。每家院子里，都有一个腌制咸菜的大缸，这也是一个家庭的标配。

家里人口越多，缸就越大，有的一缸能吃两三年。我们家人不多，但是缸也不小，一次能腌上百斤咸菜，白萝卜、胡萝卜、芥菜疙瘩，满满一大缸。雪里蕻的腌制时间相对短一些，不能和这些混在一起，母亲就专门买了一个小缸。

在我们老家，雪里蕻叫花叶子，也叫芥菜。到了城里，才知道它还有个学名叫雪里蕻。农历十一月前后，是雪里蕻最茂盛的时节。时有雨雪，而雪里蕻就在雪中青青。

腌制雪里蕻要麻烦一些，单从选料就很讲究，必须选用打过霜雪的，不然口感发涩。新鲜的雪里蕻需要先晾晒几天，等叶子全蔫了，就可以腌制。

母亲把早就清洗好的缸挪进屋，把洗净的菜一层一层码在缸里。等缸塞满了，再压上石头。母亲说，菜压得瓷实才好吃。一般新腌制的雪里蕻，六七天之后就可以吃了。那个时候的雪里蕻清脆可口，吃在嘴里不时“咯嘣咯嘣”响。腌得时间越长就越咸，存放得时间也越久。

我上学的时候，从家里带的“菜”，就是这种腌制时间很长的雪里蕻，耐放。每个周日下午，母亲和姐姐下地劳动了，我就自己留在家里炒咸菜。当时十一二岁，也不会炒菜，就是切上葱花、辣椒，放上菜籽油，把咸菜倒进锅里翻炒几下，然后加上水炖。

那个时候，也不讲究好吃难吃，做熟就行。另外就是，一周只能回家一次，如果做得太好吃，半个星期吃完了，后面的日子就只能靠同学“救济”，也不能天天“啃”同学，就会去买豆腐乳汁。因为豆腐乳1毛钱一块，而且一块只能吃一两顿。要知道，我一个星期的生活费才5毛钱。所以，不舍得吃豆腐乳，就去买豆腐乳汁，1毛钱半罐头瓶，可以蘸汁吃好几天。

那个年代，家里都没有饭盒，罐头瓶就是带咸菜的唯一家什。星期天傍晚，返校的同学三三两两涌进校门，不论是走路的，还是骑车的，每个人手里都有一个网兜，里面是盛满各种装咸菜的罐头瓶。

那些瓶子，有的圆圆大大的，像个大腹便便的弥勒佛；有的细细高高的，像个杨柳细腰的少女；还有的粗粗矮矮的，像个没长开的大萝卜。拿到了宿舍，同学们都会摆在窗台上，一个挨着一个，一个叠着一个，成了宿舍里的“罐头”风景。

开饭的时候很热闹，好像不是我们在吃饭，而是咸菜在开会。同学们纷纷拿出自己的咸菜，摆在床头前，雪里蕻、芥菜丝、辣白菜、胡萝卜、酱豆子，有的是炒熟的，有的是凉拌的，口味不一。你夹一口我的，我尝一口你的。

同是咸菜，放油很多的，吃起来就很香；有的只是齁咸，几乎看不到油星。有的同学经常换换花样，这周拿雪里蕻，下周换了芥菜疙瘩。

回望当年，吃的是咸菜，品味的是人生，有酸甜苦辣，也有喜悦和泪水，一瓶瓶咸菜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

如今的人们，对咸菜没有了以往的依赖和渴望，甚至有人把它列为不健康食品。不管别人怎么反对，我的口味没有变，依然对咸菜格外偏爱。不仅是一种口味，里面更夹杂着一种特殊情感。

我还时常炒上一盘雪里蕻，再酌上几口小酒，静静地享受那份乡愁。那惬意，有种回家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