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黄运关系，常见一种概括说法，即黄河与运河关系密切、有恩有怨。查阅历史，黄河自唐代以后，愈加频繁地淹泛豫北、苏皖北、鲁西南广大地区，与该地区的河流形成严重冲突。

黄河以其决口泛滥频繁、富含泥沙、汹涌强悍、桀骜不驯等特性，对所经河流从来就是一种冲决、侵吞、淤废作用，尤其对运河构成最严重的祸害和患险，无有益利，又何谈恩怨呢。

以山东运河为例。山东运河具有最悠久的开凿史，尤以鲁南地区，汶泗交汇，水源充沛，泗河向南流入淮河，自古以来就是鲁南先民南通江淮的水路要道。

早在《尚书·禹贡》中就有：江南进贡的船只“沿于江（长江）海（黄海），达于淮、泗”，史称“淮泗”运道，又称“泗淮”运道之说。明代文献中说：“自古舟楫……浮于泗者，自兖南而止。”

这是说泗河自古以来由兖州向南就通舟船。春秋时期吴国开挖邗沟（公元前486年），进一步开通了从长江经淮泗直达齐鲁的上千里运道。东晋时又先后自泗河向北开挖了“苟羡水道”和“桓公渎”，经洸河与汶河连通济水和大清河。

后来，这条运道各朝都进行疏浚，在整个南北朝、隋唐到宋金时期， 从大清河、济水经泗河向南与江淮一直是通航的，具有上千年延续未断的通运史。五代、宋代还开挖了五丈沟、广济渠，称“京东漕渠”，从东京开封通运达山东青州等。山东运河十分发达，正是黄河犯来山东以后，逐一淤废、消失。

济水、菏水早在春秋时期就有通运的记载，它们至唐末五代时就在黄河多次泛滥淤积下而消失。

通济渠、隋唐运河、汴河是如何被废弃的？历史清楚说明，是由宋代黄河决口改道所冲积的结果。

桓公渎、五丈沟、广济渠等，也是人工开挖的运河，它们是如何被淤废的？同样还是由于黄河。

这些历史上的运河，无不毁于黄河。

京杭运河自元代始开通，根本的是自济州引用的汶泗之水，分流南北，从任城向南是利用的洸泗淮古运道。这段河道本来就是运道，自古以来就是通航的，是黄河于宋建炎二年（1128）侵占了运河，夺了泗淮入海，对航运造成祸患，迫使明清两朝不得不实施“避黄行运”，抛弃旧道，另开新河，而且数千年的泗河古道亦因此废没。

对这段黄运关系，明代大学士、内阁首辅朱国帧曾深有痛感地说：“黄河者，运河之贼也。舍黄一里，即避一里之贼，其苦如此。”清代河道总督靳辅经考察也感叹说：“河之坏极矣！”即是说黄河对于运河坏透了。

京杭运河历经元明清三代，其工程治理的中心任务都是防范黄河，“治河保运”。元代京杭运河通航仅60多年，就在黄河决口的冲漫下被淤废；明代永乐年间重开会通河，正是为了避开黄河的冲犯，才由安民山的元运河线路向东移了15公里。但即使这样，张秋镇至戴家庙段运河，仍处于黄河决洪的冲犯中，每发必使运道淤积，漕舟梗阻，成为明清漕患最集中的一个河段。

运河确也引过黄河之水，但其致因也是由黄河所酿成。例如，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于兰阳铜瓦厢决口改道，在当时的山东寿张县沙湾段冲断运河。

在当时黄河穿运的情况下，漕运曾坚持运行了30年。事实上，历史记载中都明确把这次事故视为重大灾患，连当时的朝廷官员们都为之“悚惶惊恐”，对涉事河督与管河官员给予革职查办，而非“引黄济运”“黄运交汇”。

当时运河被截成两段，南来运水被黄洪裹挟而去，河北运道被黄水灌注。运船在黄水中艰难运行，完全是无奈之举，决非常规运行的方式。这种“借黄”不但没有使航运持续下去，反而成为大运河的葬期：运道很快被淤积，并且“旋清旋淤”，日益严重，最终不得不放弃治理，大运河即由此而废止。“交汇处”至今还被埋葬于黄土地下，说明所谓“引黄济运”“黄运交汇”完全是灾患结果、失败实例，绝非成功或正常的施策。

黄河来山东的历史，完全是古河流与大运河被逐步毁灭的历史，其间贯穿了历代劳动人民艰苦卓绝的治河斗争，却找不出任何黄运和谐相处的实例，而“最终为黄河所毀”才是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