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那是一九九六年春天，中共山东省委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选拔厅级领导干部改革探索，决定拿出十几个副厅级位置，从全省符合条件的人员中考选。除了有政治条件、身体条件、学历条件的要求，还有一些硬性指标，比如年龄在四十五周岁以下，任县级正职两年以上或者副职四年以上等等。

我那时在济宁市政府任副秘书长，已经有六年多的县级副职经历。市政府办公室人事科的同志告诉我，接市委组织部通知，省委要在全省范围内组织一次副厅级领导干部考选。并说了一下报名条件，让我报名参加。我说，全省符合条件的人员太多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就不再去凑这个热闹了。过了两天，人事科的同志又来告诉我，不报名还不行呢，要求凡是符合报名条件的必须报名，不报名的要向市委组织部写出书面材料说明情况。我不知道这是省里统一要求的还是市里为了尽量增加本市报考人数提出的要求，让报名就报名吧。人事科的同志问我报考哪个职位呢，我说反正是考不上，要报就报个最热门的。我看了一下那些考选职位，就报了个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的位置。

省委对于这次考选高度重视，要进行两次笔试、一次面试，然后再进行组织考察。到了济南参加考试才知道，各个职位报考人数差别很大。不论什么职位，如果报考人数少于五人，就取消该职位的招考。据我所知，当时报考省工商局副局长职位的人数遥遥领先，共有三百六十多人，第二位的省文化厅副厅长职位，报考人数是一百八十多人。这两个职位最热门，其他的都要少得多。最少的人数是八人，没有少于五人的，所以每个职位都进行了招考。

第一次笔试是综合性的内容，政治、历史、经济、文化等，所有报考人员参加考试。这次做题我感到很轻松，还不到时间就交卷了，顺利过关。第二次笔试是专业性的内容，报哪个职位考哪个专业。在此之前，我虽然长时间在市县政府办公室从事文字工作，但对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知之甚少，只知道他们管商标、管企业注册登记发证，因为他们上面还有个财贸综合口，所以与他们业务上打交道不多。我临时抱佛脚，在迎考之前急急忙忙跑到市工商局找了几本书和杂志，算是真正接触了工商行政管理。考卷内容记不很清楚了，好像除了有几道解答题之外，以给材料写论文为主，记得在当时的形势下还涉及“投机倒把”的问题。因为专业性太强，我不抱希望，但仍然聚精会神、尽其所能地做题。交上卷子就算把考选这一页掀过去了。

经过两轮笔试后，每个职位保留五人进入面试程序。对于第二次笔试的成绩，真的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不光吓一跳，而且睡不着觉”。我以一分之差被拒之于面试大门之外，考了八十一点五分。如果差个十分八分，甚或三十分二十分，我是不会痛惜的。虽然每个职位的专业考试成绩横向之间没有多大可比性，但是我看到这个分数总体上还是比较靠前的。我们市最终考选上的一位同志的分数比我还差一分，却排在了相应职位二次笔试的第三名。说实话，我是学中文的，上大学期间就在《大众日报》《山东师院学报》等发表了一些文章，并且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豆腐块”呢。毕业后又长期从事政府文字工作，应该说写文章不是我的弱项。我当过教师，在领导干部岗位上讲话不喜欢念稿子，不用稿子讲上一两个小时不会出现磕磕巴巴、前言不搭后语的情况，应对面试也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如果当初我不胡乱报一个报考人数最多的职位，能够冷静、慎重地选一个相对比较了解、竞争不是那么激烈的职位；如果当初我认真准备，抱着积极主动的态度抓紧时间学上一阵子，恐怕要比这好得多吧。当然，即使能够进入面试阶段，还有另外四个人在竞争，自己也未必能脱颖而出。但是认真细致地选择应考职位了，尽心竭力地学习拼搏了，起码少了些遗憾吧。

人为什么离分数线越远越没有懊悔之意，离分数线越近反而懊悔得越厉害呢？这可能是主要因为人的“反事实思维”不一样吧。任何重要事情过后，人们都要反思，“如果当初我怎么样，结果就会怎么样”。按照“跳一跳摘桃子”的说法，接近的人更容易往上比较，因为他本来只要再多加一点劲往上跳一跳，就有可能够到桃子了，而差别大的人，还离得好远呢，再怎么跳累死也够不到桃子，所以也就没有任何遗憾了。

我们那个地方好说，“就差一点，不吸烟卷”，比喻差一点钱不够买烟卷的，上来烟瘾这是多么可惜呀！没有办法，一分钱难死英雄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等人做过一个得大奖彩票的实验，这个实验印证了卡尼曼的猜测。被试者手中的号码与中奖彩票的号码差距越小，其产生的懊悔情绪就越强烈。“当人们手中的号码与中奖彩票的号码近似时，他们会毫无道理地认为自己差一点点就中大奖了。”卡尼曼说，“总体看来，人们从同一事件中感受到的痛苦有极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取决于人们是否能轻易地展开与事实相反的想象。”懊悔也不能说没有一点用处，但是不能总陷于懊悔之中，更不要念念不忘让你摔倒的那个坑。它不是在提醒自己做得多糟，而是在提醒自己能够做得更好。当然，考选领导干部与中奖彩票号码毕竟不是一回事，凭真本事上位和类似赌博行为不能相提并论，不可同日而语，但这与反事实想象的道理是一样的。

曾几何时，流行过这样一句非常励志的名言：“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是啊，任何一个将军都是从士兵干起的，当士兵就要树立雄心壮志，英勇无畏，杀敌立功，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职位越高，发挥的作用越大，做的贡献越多。有的人按照这句话的逻辑把它推向了极端：“不想当总理的公民不是好公民”，又暴露了它的有懈可击。

不管如何评价这句励志名言，人一旦踏入了仕途，总希望能往上走，得到提拔重用。而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又是以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天职的。提升职务，正常情况下，一是为了报效国家，服务群众；二是为了实现人生的价值，看自己到底能担当多大的责任。当然，不必讳言，客观上知名度和工资福利待遇也在其中了。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不管什么情况，你成功了，登高了，就是好样的。你失败了，原地踏步甚至走下坡路了，就是无能的。这种思维有很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然而，习惯势力是可怕的，古往今来直至现在人们依然这样思维，看来很难改变。

对于这次考试成绩尽管多少有点懊悔，但我赶快开导和安慰自己：你不是多次说过，人生和历史没有如果，只有结果。事情已经发生了，结果已经出来了，除了接受别无选择。与其懊恼过往的事情，不如直面将来，踏踏实实，努力奋斗，不论发展如何，都问心无愧，不留遗憾。一年多后，我到济宁市市中区政府任职区长，干了一届，又任职一届区委书记。十一年后，我才走上了副厅级领导岗位。